世界各地的油站有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油站越来越大。这并不是因为石油零售生意越来越好，相反的，石油零售业务利润不高，越来越大的是油站内的便利式零售店面。

　　目前的高油价时代只会加速这个趋势，油站业者难以依赖石油零售的利润维持竞争、长期生存。

　　零售及油站管理方案供应商Torex公司的石油与便利业经理赫凯里（Huw Carey）昨日在本地受访时，详谈了油站业这个环球趋势。他指出，石油公司纷纷以特许经营方式把油站交给零售业者，便是因为油站利润不高，而且它们希望专注于自己的专长——产油和炼油。

　　欧美的油站几乎已经全面转型采用这类汇合便利零售店的油站业务模式，而这个趋势在亚太地区也在快速发展，对于Torex公司等来自欧美的供应商，现在正是它前来把握亚太商机的时候。

　　赫凯里透露，欧洲有10万个油站，98％已采用新业务模式，美国有超过18万个油站，90％采用新模式，中国有10万个油站，50％采用新模式，印度有6万个油站，10％采用新模式。

　　而且，油站面积越来越大。他表示：“十年前，油站平均面积只有1500平方英尺，现在最大的可达2万平方英尺。这是把油站转变为超级市场模式的趋势使然，以便取得良好的盈利。”

　　他指出，把油站扩大，增加添油亭的数目，并不能提高多少盈利。即使是在油价获得政府津贴的地方，油站业者都没办法从石油零售业务赚取多少盈利。

　　我国一些油站内已有较大的便利店，但赫凯里相信这个趋势将继续，因业者还必须提高效率、为顾客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例如减少排队付款的时间、满足顾客90％的日常购买需求，并进一步扩充便利店的面积。

　　他说：“大油站的出现，通常会让小油站难以竞争生存。”

　　店面越大，售卖的产品越多，采购规模将使业者取得规模经济效益，降低成本甚至产品售价。而这使油站越来越对超级市场产生竞争，一些英国油站甚至售卖新鲜肉类，新加坡有一间油站则经营着法国咖啡厅——德利法兰（Delifrance）。

　　他指出：“我们都长时间工作，因此不希望再浪费时间排队。所以，全球的趋势是到便利店购买所需物品。人们不介意支付比超市高10％至15％的价格，但希望随时可在十几分钟内添油和完成购物然后离开。”

　　所以，他表示，油站业者愿意把更高比率的收入，投资于资讯科技和自动化监控系统，以提高运作效率、服务水平和节省成本。

　　本地银行今年4月份的贷款增长，为过去12个月来最慢，显示新加坡经济正在放缓。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数据，银行业截至今年4月底的贷款业务较3月底增加0.6％，是去年4月以来，最慢的月对月增长。

　　不过，跟一年前比较，截至4月底的贷款业务增长仍然高达24.4％。

　　在企业贷款方面，银行发放给各个主要领域的贷款都低于一个月前，其中，制造业下跌1.2％。不过，建筑活动蓬勃，建筑业贷款比一个月前增加3.2％，抵销了其他领域的萎缩，因此整体企业贷款业务仍然增长了0.6％。

　　花旗集团的经济师吉伟正说：“商业活动肯定已经慢下来，这可能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前奏。”

　　我国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为6.7％，低于预估的7.2％，但是贸工部仍然保持今年全年的增长预测在4％到6％。建筑业在第一季的增长较前三个季度有所放缓，分析师担心由建筑业支撑的贷款业务，能否持久。

　　在个人贷款方面，房屋贷款较一个月前增长0.5％，而包括了房屋贷款、汽车贷款、股票融资、信用卡贷款等在内的个人贷款，则比一个月前增长0.6％。

　　随着市场和金融产品日益复杂，投资者、产品销售和发行机构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产品和工具，以及其中的风险和运作模式。

　　辉立证券(Phillip Securities)董事经理骆云山昨天在新加坡辉立期货(Phillip Futures)25周年晚宴上表示，未来几个月里，投资者可能会获得各种经济信息。而市场的波动性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年底，投资者将保持谨慎的投资态度，今年有可能会成为衍生商品为主导的一年。

　　他也相信，市场的波动性，对于有兴趣的投资者来说也代表着机会。

　　最近几个月，全球经济疲软以及食品价格、油价的攀升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隐忧一直困扰着市场。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食品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将大幅攀升，并有可能超过目前的供应。

　　骆云山表示，油价和食品价格的飙升，使到很多国际和亚洲的银行及政府纷纷把他们的首要任务，转移到如何软化通货膨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他还指出，目前世界各地相互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美国市场的波动也影响了本地，美国房屋市场的调整迅速导致信贷资本的损失，还蔓延到其他金融市场。

　　骆云山指出，随着商业环境的挑战性日益增强，辉立证券的客户也越来越小众且成熟，公司将根据客户的需求与合作者一起创建更好的系统和平台。

　　（新加坡综合电）承接29日美国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的大幅回落，世界石油价格昨天继续下跌。

　　亚洲市场，石油价格昨天延续美国市场的跌势，下跌至每桶126美元之下。新加坡下午盘的交易中，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石油价格下跌1.05美元，至125.57美元。7月份交货的布兰特石油价格下跌74美分，至126.15美元。

　　此前美国市场，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29日大幅回落。当天美国能源部的报告说，上周原油供给出现意料之外的下降，主要是由卸载储油罐的临时延误造成，与原油储量无关。

　　当天纽约商交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价格收于每桶126.62美元，较前天大跌4.41美元。这是原油价格在过去两周中的收盘最低价，同时也是自3月19日以来单日油价的最大跌幅。

　　当天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公布了为期半年针对美国油价市场所展开的深入调查报告，其特别着重于有可能的操纵油价行为。该委员会还公布了一揽子旨在提高能源期货市场交易透明度的计划。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多个因素都影响着当天油价的回落。目前一些投资人继续借机哄抬油市，另一些投资人则相信近来油价疯涨的水平，特别是上周油价一度高过每桶135美元，已经超过了由原油供需本身来体现市场价格的原则，因此原油价格处于下跌的心理市场空间。

　　当日伦敦布兰特7月原油期货价格每桶下跌4.04美元，收于126.89美元。

　　（新加坡法新电）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表示，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使得今年亚太地区通货膨胀达到3.6％，通货膨胀成为亚洲最主要关心的问题。

　　同时，该机构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将从2007年的4.9％放缓到今年的3.7%。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该区域依赖出口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该区域通货膨胀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PECC在最新的展望报告中表示，“当决策者担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幽灵成为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考虑到上述两个因素，采用货币刺激的空间很小。”

　　报告表示，印尼和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今年，印尼通货膨胀预期将达到11.7%，是2007年6.6%的近2倍。而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为6%，高于去年的4.8%。

　　整个东南亚今年的通货膨胀率预期为6.2%，高于去年的3.2%。

　　PECC报告的协调人胡元豹（Yuen Pau Woo）表示：“即使是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亚太经济体也已经开始感受到高能源和商品价格的冲击。”

　　他说：“最近食品价格上涨无济于事，反而加剧对低收入人士的冲击。”

CNN Money的文章说，星期四原油价格下跌4美元，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宣布对违规原油交易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六个月。

星期四，在纽约市场交易的美国七月份原油期货以每桶126.62美元收市，根据能源信息部的统计这是自三月19日以来原油最大的一次下跌，跌幅达3.37%。

上个星期美国能源信息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储备的原油减少了880万桶，而在之前一些经济学家预计是增加75万桶。

不过这份报告说这样的储备下降是因为墨西哥湾输油管道短期停运导致的。这个数字一出来，原油价格立刻上升到每桶129.23，之后升到133.12美元。

Alaron Trading的资深市场分析师Phil Flynn说：“油价一开始的上升是对于那个数字的，但是后来人们意识到储存下降是因为进口短期暂停导致的” 。

他说每年这个季节墨西哥湾区的雾都比较大，会导致运输暂停。他说这份报告并不有利于原油价格，所以之后油价就又跌了7美元。

星期四美国政府公布说对原油交易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六个月了。

美国期货交易协会CFTC从去年十二月起展开的这项调查包括原油购买，运输，储存，原油交易已经与原油有关的产品的交易。

通常CFTC的调查都是保密的，但这次该协会却一反常态宣布出来，主要是为了符合“今天的市场情况”- 指油价飞涨，以及很多人指责投机行为造成油价泡沫。

CFTC没有说这个调查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说明调查结果何时会公布于众。

之前CFTF曾经说他们没有发现原油交易中有投机行为，但是现在他们说要进一步观察期货市场。CFTF 还表示已经和英国及欧洲国际期货交易所达成协议监控原油期货交易。同时该协会还要求那些投资原油指数的基金公司每个月提供交易报告。

有些专家说政府的监控对原油价格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原油价格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国际政治关系，美元的走势以及利率走势等。

比如星期四油价下跌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的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比与预期的要好。如果经济好转，利率必然会上升，那么美元就会上升；而美元上升又会使原油价格下跌。

原油价格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上升了42%，不少人认为这是违规交易和投机行为导致的。据猜测参加这种投机行为的有投行，甚至有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

美国国会上个月投票通过给予CFTC更多的权力监控那些不规范的电子期货交易市场，比如ICE, 以期更好地保护大众消费者的利益，减少原油价格中的投机行为。

当然，影响石油价格的不会仅仅是这项政府调查，最近石油价格下跌的原因还有世界经济发展减缓，价格导致需求减少，美元反弹。

美国房价至今仍未现止跌迹象，销售量也在步步下滑。美国景顺集团首席经济师John Greenwood表示，美国住房市场尚未触底，下半年还将继续下降。

综合媒体报道，被誉为香港“联系汇率之父”的John Greenwood认为，美国的次贷危机源于克林顿时代推行的提高住房自由率的政策，那时候给住房市场提供了很低的住房按揭贷款率。到2002年住房自有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很多贷款甚至是放给那些没有能力买房子的人，因此坏账就开始出现了，贷款的销账率开始上升。而金融机构的杠杆操作把这种危机急剧放大，并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

“目前，美国住房市场的危机还远未结束，市场的状况仍然在恶化。”John Greenwood认为，美国房地产的危机至少还要恶化半年时间。因为美国住房市场还没有触底，银行还会出现更多的坏账。据John Greenwood分析，现在美国的住房总体上是处于过剩的水平，短期内房价不会出现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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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进入5月以来，像John Greenwood一样的唱衰声和各类数据都不乐观。美国商务部数字显示，美国4月独户新屋销售意外增加；不过同比仍下跌了42%，为1981年9月来最大年跌幅。与此同时，标准普尔发布的美国房价指标指数显示，房价在今年第一季度快速下跌，创造了二十年来的新低。此外，房屋止赎率持续飙升，使得房价和销售更加受压，楼市短期仍将继续下探。

包括美联储官员在内的专家都预期，美国楼市仍会持续下探。由于预期楼市前景不佳，美联储上周公布的最新经济预测，将美国今年经济成长下修约一个百分点，成为0.3%至1.2%。

好在市场上还是有一点利好消息的，部份都会区的房屋销售已经开始回暖，主要是因为该区房产放贷者大砍已止赎房产的价格。同时高盛经济学家也预测，美国房地产市场离底部已经不远。

虽然美国消费者对于稍后房价会下跌的趋势仍抱持观望，但此一现象显示部分买家已陆续开始争取议价空间。房市经济学家Thomas Lawler认为，卖家已有接受的迹象，并将房价调至合乎现实的范围，“我想这是房市好转的第一阶段。”

高盛经济学家也预测，美国楼市离底部已经不远。一方面是新房销售量接近长期平均数量（五十万户），显示了市场对住房的稳定需求；而且像过去几次房地产衰退一样，新房建设量远不及新房销售量。

然而，高盛同时表示，新屋开工年率将会再减少二十万户，因为这次衰退显得与以往不同。这些经济学家称，尽管开发商房屋库存量下降了相当一部分，但由于大量抵押房产止赎还是助长了住房市场上的过度供给。不过，新屋开工降低会抵消这些过剩的供给。

今日美国报报导，美国汽油均价涨至每加仑接近四美元，许多两年制的居住小区学院让通勤的学生每周少上课一天，协助他们减少汽油费支出。

每周减少的一天上课日多半是星期五，主要是由乡村地区的两年制居住小区学院推动，这些地区的学生往往要长途开车去上学，而公交又不易获得。这些学校把每节课上课的时间延长，把每周上课的天数减少。

上周阿拉巴马州两年制居住小区学院系统的校长呼吁所有学院采取每周上课四天的制度；其他将实行此制度的学院还有：密西西比州Meridian居住小区学院将在今夏试行；奥克拉荷马州中西市罗斯州立学院定明年1月实行；密苏里州三河居住小区学院去年试行此制度，最近规定在夏季固定实行。

联合国和经济协作暨发展组织 (OECD)29日联合公布报告指出，未来年，当前农作物价格动辄连创新高的情况应能减缓，但由于需求发生根本变化，粮食价格仍将大幅走高。

世界银行提高援助60亿

世界银行同步宣布，特拨12亿美元 (台币365亿元)「快速反应经费」资助种子、肥料、灌溉、学校午餐，希望有助化解全球20亿人面对食物价格飙涨而陷入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危险。世银并表示，明工龄助农业和食物援助的金额将从今年的40亿美元提高为60亿美元。

联合国和OECD的报告对一些国家鼓励生质燃油的政策提出批评，表示这些国家增产生质燃油后，其环境、能源安全和经济效益不算可观，「有时甚至沦于负面」。相关国家应该考虑当前的食物危机而重新视图政策，一些国家的粮食出口禁令也有必要三思，因为这些禁令造成农民无法善用全球农产品价格走高的机会。

OEC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这份报告29日在巴黎发表，报告预期未来年全球粮食价格走高，原因包含一 、生质燃油产量加倍，二、燃料价格上升而增加作物和食物工本，以及三、开发中国家所得上升，对食物和动物饲料的需求增加。

食物之中，价格增幅最大的将是植物油，比1998至2007年的平均水平劲增80%。大麦、玉米和脱脂奶粉将上升40%至60%，糖30%，牛肉和猪肉各约20%。植物油和谷类的涨价将有三分之一是生质燃油的增产使然。

天气因素来打横炮

报告并且指出，由于天气形态愈来愈不易预测、投机客在农业期货市场搅浑水，以及谷类储量偏低，未来年的作物价格可能波动频仍。

报告说，作物价格走高，遭受最严重冲击者将是穷国，这些国家所得一半以上用于购粮口，而且当前偏高的价格已将更多人推进营养不良和饥饿窘境。

低粮价时代 宣告退出

粮食不贵的时代退出，对全球无数日进不到二美元 (台币60 元)的人堪称大患。报告说，过去数年来许多国家小看农业研究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今后应该改过来。

报告指出，开发中国家在小麦以外所有主要农产品上的生产和消费都比发达国家快。未来年，开发中国家对肉类的需求每年将增加2.5%，肉类来自牲畜，因此这些国家将需要更多谷类来喂养牲畜。

自美联储去年9月降息以来油价上涨了50多美元，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仅仅是石油进口价格的上涨就使美国经济损失1700亿美元，这超过美国GDP的1%。而且由于其它原料价格随之同样上涨，不仅引发通胀，而且还导致经济衰退。其全面影响目前仍然看不出来，但正在显现－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某个时候，我们不得不为此做些什么。问题是做什么呢？

总体来说，民粹主义者呼吁对原料价格暴涨“做些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价格机制是供需问题的减震器。在海湾钻井平台在风暴中坍塌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汽车拥有量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它可以提醒其它消费者要减少消费，以及生产商要开发新的油田。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第三世界的燃料补贴政策是愚蠢的。这些只会鼓励人们去消费一种稀缺资源，而且有时会给当地纳税人以及财政机构带来沉重的负担。比如说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危及该国快速发展的经济。

在2002－07年间，每桶油价从20美元上升到80美元，其原因看来是勿庸置疑的。这种增长是渐进的，而且价格保持在世界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尽管在达到80美元的初期，让有些国家感到有些吃力。虽然1980年的峰值4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5美元，但那种情况只是暂时性的。高油价给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是在1980－85年这大约6年期间，那时的油价徘徊在30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70－80美元。

然而，自去年9月份以来上涨的50美元很突然，油价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没有减弱的迹象。其短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等国的利率过低，信贷环境过于宽松，但还有很多长期因素使得这种趋势很难扭转。

据说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未来的石油供应将比人们此前预期的更少，最多约每天1亿桶，而不是人们先前认为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到2030年所需的1.15亿桶。考虑到油价的暴涨以及石油蕴藏量和产量估值的不确定性，该机构表示这种新的担心是必然的。该机构的地理学家看到油价上涨不可逆转，因此决定对未来趋势采取一种更加悲观的态度。

不管怎样，由于当前产量仅为每天8500万桶，未来产量估值的下降并非是个迫切的问题。然而，这对市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不管国际能源机构的看法如何，应该很清楚的一点是，近来油价的暴涨并非受到根本因素的驱动。经济学家对油价的弹性有分歧，但短期油价弹性的最低合理估值大约在10%左右，中期的弹性更高。因此，如果说当前每天石油供应8500万桶而需求是8700万桶的话，那么供应短缺应该是2.4%；根据10%的油价弹性，价格应该上涨24%，而不是60%。

推动当前油价暴涨的主要原因是投机；投机者也许是国际石油公司、无法再在住房和证券市场轻易赚大钱的对冲基金以及近来肥得流油的石油供应商。不用说是美联储局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欧洲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等人在为投机活动火上浇油。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石油投机者看来是只赚不赔，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购买石油 --- 世界上的对冲基金、石油公司以及第三世界靠能源发大财的独裁者拥有的资金总数是非常庞大的。

因此，要是我们对此无动于衷，反而只关注住房市场、物价上涨和NBA附加赛的话，油价还会继续上涨。这在短期内只会产生有限的影响，但从中期来看，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为高油价引发的衰退趋势将使世界经济在很长时间里遭受损失。

进一步的上涨还会增加新的危险，因为这种上涨无法很快得以扭转。如果油价下周暴涨到200美元的话，也许要等到2013年才会降到150美元；几十年后由于获得了新的能源供应以及政府采取各种各样昂贵的节能计划，油价才会降到25美元。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命运，我们该做什么呢？可能性有很多。

我们可以入侵某个地方。“伊拉克自由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一次获取石油的演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有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总统，一战后倡导建立国联，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这样的懦夫才会阻止美国政府充分利用这种机会。自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拥有先进技术的美国石油公司可以自由地在伊拉克勘探，他们比萨达姆的石油公司拥有更先进的勘探技术，因此伊拉克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已经增加到约1000亿桶。根据当今130美元的价格计算，除去不到20美元的钻井和开采成本，这些石油蕴藏量的价值高达11万亿美元，几乎是迄今为止伊拉克战争成本最高估值的10倍。

问题是，美国并未获得开采专利（即便是获得其中的10%，未来数十年的价值也高达1.1万亿美元）。即便是建立一个私有化的石油公司和一个信托基金（借此将政府石油收入转移给伊拉克人民），美国也不能保证伊拉克的石油能以更有效的方式开采，并直接注入世界市场。未来要是再入侵一个产油国的话，要避免再犯上面两个错误，因此要以战养战。

下一个入侵的显然目标是委内瑞拉。虽然当前对委内瑞拉和沙特石油蕴藏量的估计有错误，如果让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放手开采的话，沙特的实际上更多，但沙特名义上是我们的盟友，因此入侵它在国际舆论看来说不过去。由于委内瑞拉1.8万亿桶的蕴藏量主要是奥里诺柯(Orinoco)盆地的含油砂，因此为了石油入侵它还需一个额外的条件：要排斥环境保护主义者，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开采它的石油。

有人会觉得，为石油而入侵一个国家就其影响来说太“俾斯麦化”（Bismarckian）了。在他们看来还有替代选择。其中最有效的武器是利率，借此逆转去年9月份以来降息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而且更理想的目标是遏制降息导致的通胀。一系列小幅度的加息是无效的，因为投机者可以随之调整适应。

最有效的方法是立把即联邦基金利率从当前的2%调回到5.25%。即便如此，这仍然太低，无法有效地遏制当前约4%的通胀率。然而，这可以震慑投机者，导致石油和原料价格急速下降，如果幸运的话足以使油价下降到80美元。一旦上述加息的直接效应逐渐减退，可以进一步加息，也许可以将联邦基金利率调整到8%左右，这是消除通胀所需的。

可以相当肯定的是，充分使用利率这种武器可以遏制油价，但只是将利率提高到5.25%是否有效就很难说了。然而，为了遏制油价而将利率提高到远远超过5.25%的水平，将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可能会给美国住房市场带来进一步的灾难。由于再入侵一个产油国也许行不通，因此美国的政治阶层也许会采取其它补救措施。所有这些补救措施要么会产生反效果，要么是灾难性的，要么二者兼之。下面就是其中一些或全部补救措施：

• 对石油公司采取价格控制措施。这些措施会导致西方石油公司损失所有利润，但对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当今的石油供应大多没有控制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

• 补贴。可以通过降低汽油税来减轻油价对消费者的影响，或者直接补贴汽油价格。这种补贴会增加而非减少消费，而且等于将纳税人的收入转交给了“欧佩克”及其它石油生产国。这是一种可怕的而且会产生反效果的想法。

• 配给。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这么做过。假如2009年1月后哪里个美国总统这么做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是讨好民粹主义者，在经济上是个文盲。这种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将是黑手党，他们将会偷窃和伪造配给券 ，找到一个新的发财途径。

• 提高公司节约燃料的平均标准、强行规定使用生物燃料并给公共交通提供补贴。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对左派很有吸引力，而且很可能就是为了讨好他们。其影响是长远的，但远水不解近渴。这些措施除了增加经济成本外，还会导致伤亡人数的增加，因为大量不堪一击的微型汽车将会挤满美国公路。

• 加强在阿拉斯加和美国近海的石油开采活动。这是右翼渴望的，但在短期内同样无效，但长远来看有作用。到2013年当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时，将会加速油价下降。

• 镇压原料交易。投机者对此已经找到了反制方法。迪拜（Dubai ）已经开设了一个新的原油交易市场。为了关闭这个交易场所，我们就得入侵那个国家。

总而言之，美国和世界急剧提升利率是解决能源和原料价格问题的最好途径。如果这样做还没有效果或“在政治上不可行”，美军第82空降师就得为奥里诺柯盆地的丛林战做准备了。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一路高歌猛进，飙升势头似乎难见尽头。在高油价的影响下，环球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缓，食品价格被不断推高。从数学模型看，油价短期内继续向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拐头向下的可能性。那么，油价为何升升不息？如何才能避免油价不断攀升拖累世界经济？

答案是，美联储正是油价呈现井喷态势，持续大幅波动背后的主要推手；布什政府任内的政策导致石油供应紧张，油价因此走高。

分析师指出，石油和天然气供求关系失衡是油价日益上升和剧烈波动的根本原因。这话不假。近年来，全球尤其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快速增加。再者，出于对环境和安全的担忧，人们减少使用煤炭和核能，转而更多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然而，石油的供应和备用产能跟不上需求。

不过，一些分析师忽视了供需基本面的另外几个因素。其一，美联储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空前绝后。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实行历史上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降息，导致实际利率为负。

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信贷体系和抑制投机，美联储制定了一个故意推高通胀的目标以扭转房价不断下跌的趋势。自2007年8月以来，美联储重拾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行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大幅降至2%，同时加大印钞发钞力度。这样一来，美元加速贬值，在商品市场掀起惊涛骇浪，将油价从每桶65美元推高至135美元的历史新高。

弱势美元和强势油价向来是孪生兄弟。由于石油以美元计价，美元指数和以美元标价的石油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美元贬值，油价上升，石油商等手头持有大量美元的交易商自然不愿意看着美元资产缩水，纷纷将部分美元兑换成欧元、日元等其它强势货币。遭受巨大抛压的美元汇率进一步走低，油价趁势往上爬。甚至有生产商减少产量，以免拿到更多越来越不值钱的美元

产油国对提高产量的呼吁充耳不闻。虽身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沙特近日拒绝美国提出的通过增产量来降低创历史新高的能源价格的要求。石油和食品生产商很清楚，在通胀走高预期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即便限制产量也能获得更多收入。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显而易见，偏偏美联储局却瞎了眼。

美国放松银根，联邦基金利率过低甚至为负值，美指不断下滑，经济前景不明朗，这些都使得投资者和投机者继续在商品市场兴风作浪。美元资产成了投资市场的弃儿，相反，各种商品，特别是石油成为最佳对冲工具。投机者深谙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软肋及其对油市和天然气市场的即时影响。换言之，投资和投机需求的增加直接拉高油价。不过，该因素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尚不得而知。

按照一般的市场规律，某种商品价格上涨会刺激生产商提高产量，增加市场供应。但在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却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其一，石油不同于普通商品如鞋子，一个油田从发现到产油需耗时三到十年，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其所处位置等因素。其二，从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石油颇为廉价，生产商开发新油田的热情不高，导致目前备用产能处于较低水平，仅为50-100万桶/每天，只相当于全球日均消耗量（约8700万桶）的1%。所以，即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商也无能为力。更糟的是，目前能动用的备用产能全都位于欧佩克成员国内，大部分位于沙特。

实际上，所有这些分析师都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导致近年来备用产能如此低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罪魁祸首是白宫、布什政府及其前任。正是其对海湾尤其是两伊的政策造成目前石油供应吃紧的恶果。

纵观全球，最有增产潜力的产油（及天然气）区一直以来而且仍将是中东，更具体的说就是海湾地区。最有可能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依次是伊拉克、伊朗、沙特和里海地区。

先说说伊朗。为何伊朗的产油量出现下降？天然气储藏量位居世界第二的伊朗缘何没有向国际市场输出更多天然气？除了其自身的原因外，其实是美国对之实施的制裁及华府要求国际社会孤立德黑兰的政治压力使然。

伊朗自己既没多少钱来支持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又因受制于国际制裁而无法招商引资。美国法律挡住了其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投资伊朗的脚步，大部分欧洲大企业也怕因为投资伊朗而遭致美国的报复。这降低了争夺伊朗能源资产竞争的激烈程度及投资其油气产业的兴趣。

早在1979年伊朗革命时期其日均石油产量已达到600万桶上下，到了今天却下降为430万桶。时至今日，仍没有将伊朗的天然气输往欧洲市场的管道，投资匮乏对这个伊斯兰国家能源业带来的负面后果可见一斑。

目前仍被俄罗斯挟天然气以令布鲁塞尔的欧洲，将来恐怕别无他选，只能向伊朗进口天然气。这种可能性在今年3月已露端倪：瑞士同伊朗签署一项价值420亿美元，为期25年的供气协议。根据协议，伊朗将从2010年起，通过管道（在建）每年向瑞士输送5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印度也计划从伊朗输入天然气以解决日益突出的供应瓶颈问题，尽管美国屡次对德黑兰施压，反对印伊开展能源合作。

再说说里海资源。同样，美国也阻挠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伊朗合作。实际上，将里海石油出口到国际市场，取道伊朗是最经济的路线，如今已被美国堵死了。

一般估计，伊拉克的石油储藏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是，这个石油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1999年在遭受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日均产油量才260万桶，现在更少，仅190万桶。

海湾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使得外企对该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基建长期投资项目望而却步。虽然受到种种限制，但只要取消针对伊朗的制裁，停止伊拉克冲突，沙特的增产计划顺利实施，五到七年内全球日均石油供应应该会有1000万桶的增加量，天然气供应量也将有所增加。

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一些残酷事实。全球能源供应短期内将持续紧张，此乃美国多年来实行的各种政策种下的恶果。联储局的政策已经给能源供应面造成消极影响，致使能源价格时儿呈井喷式上升，时儿剧烈波动。华府对波斯湾的政策也是导致目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源供不应求的祸首之一。

或许，美联储只能硬著头皮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或许，美国对海湾政策只能维持不变，任何重大改变将带来更多问题。但是，美国不能以此为由对能源紧缺问题不管不顾，而应当看到改变的必要性。须知，这种改变能使波涛汹涌的国际能源市场平静下来，甚至可以给全世界重新带来经济繁荣及社会稳定。

加拿大第一季度GDP下降0.3%的消息发布后，加元30日大幅下跌因，此为近5年来的首次GDP下跌。

目前美元兑加元报0.9955加元，最高至0.9980加元。在最低点加元对美元汇率下跌将近1％。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08年第一季度GDP下降0.3%，为0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而07年第四季度增长0.8%，市场本来预期一季度GDP增长0.4%，而加拿大央行在4月24日的货币政策报告中预计增长1%。

油价高企，市民的交通费大增，美国有大学为员工提供4天工作周减省通勤费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发言人雷农说：「我们向94名守卫提供4天工作周，已有78人接受。」雷农希望日后这项措施扩展至所有部门。

据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本周资料，美国标准汽油价为平均每加仑3.94美元，比过去一个月上升0.33美元，本年初以来涨了0.88美元。

联邦政府多年来已向部分员工提供4天工作周，是弹性上班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遥距工作。但油价上涨，让许多私人公司和地方政府也提供4天工作周，每周删减两次通勤当作额外津贴。这种做法为无力负担加薪的僱主提供另一种回馈员工的方法。员工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4天，将可节省20%通勤成本和纾缓入油支出。

据人力资源顾问公司Robert Half International统计，为节省汽油费，约44%受访者改变通勤方式，乘搭顺风车或驾驶悭油车，又或者转到寓所附近的地方工作，甚至在家工作。

专注与热情 是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

我现在的心是满的。”香港凯悦饭店大厅的咖啡座里， 《成功长青》(Success Built to Last)的作者斯图尔特•埃默里(Stewart Emery)认真地对我说。大厅里的音乐正好响起，我却有点恍惚，因为他刚刚才跟我说：“我跟我的妻子，今年都检查出了癌症。”

埃默里，满头白发，一位畅销书作家，他的《成功长青》一书，被视为管理畅销书《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从A到A+》(Good to Great)的个人延伸版本，2006年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当年生涯领导类最佳书籍(编者按：该书于2007年10月发行中文版，由埃默里与《基业长青》作者之一的杰里•波拉斯(Jerry Porras)、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共同撰写完成）。

“我跟柯林斯（Jim Collins，《基业长青》的另一作者）理念很相近。”“我们从《基业长青》的计划中，看到很多企业可以持续成功，于是就想了解，这方法能否用在个人上。”

要可持续成功

先做有意义的事，再设目标

他在香港接受《全球商业》两小时独家专访，畅谈他访谈200位成功人士后，所得到的心得：一开始只想要追逐成功的心态，反而是成功长青的最大陷阱。他说：“没有热情，是无法让人专注与持续学习的，而这却是全球化竞争下，最需要拥有的能耐。”

结束前，我讶异得知他与妻子生病的事实，但他却笑着说：“我真高兴，很早就做自己有热情的事情----帮助人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编按：30年前埃默里就投入“人类潜能发展运动”)化疗中的他，神色看来很满足。“我现在还在写下一本书，帮助别人才能让我有活力。”

埃默里与波拉斯花了10年的时间，与斯坦福和沃顿商学院团队，访谈超过200位名人，包含苹果电脑CEO乔布斯(Steve Jobs)与英特尔创办人之一的摩尔(Moore)、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成功人士，了解他们为何能持续成功超过20年。

最后的结论呢？“成功的秘诀都相同。”要可持续成功，一开始就要选对自己有意义，且有天赋能做好的事，换成管理术语就是“找出核心竞争力”。以下的专访对谈中，你会读到，想要成功，人必须、也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理由。

《全球商业》问(以下简称问)：你们主张，要持续成功，就要先找寻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不是先设定积极的目标？

埃默里答(以下简称答)：有目标又如何，没有情感的动力去驱动，通常都会做不到，或是碰到挑战就放弃，如果一开始只是想追逐成功，反而会是持续成功的最大陷阱。

我们所指的有意义的事情，是你有热情、做得好，且愿意去不断学习的事情。

专注与热情

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

比如说，我们访问苹果电脑的CEO乔布斯，他做电影，又经营苹果公司，这两件看起来不同的事情，为什么都可以做得很好？他说，那是因为他很爱美的设计，想要传达出去。不管是电影的呈现或是iPod，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目标。

我们访问Chiron(美国著名生物技术公司，以54亿美元被瑞士诺华制药公司购并)创办人艾德•彭霍德(Ed Penhoet)，他过去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教授，创业期间，压力大到上班途中会先停车到路边呕吐才上路，但是他仍坚持下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绝对没伟大的目标，只是当初他的叔叔死于癌症，让他很想利用知识帮助更多人(编按：Chiron是最早把C型肝炎病毒HCV无性繁殖的公司)。

问：人要一开始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很难。

答：至少你先去辨认，你的人生目标是被谁决定的。如果你找不到，睡觉前，回溯一下，当你是小孩时，你梦想长大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问：放弃社会期望的目标，而去追求自己渴望与拿手的事情，这代表人将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这对亚洲人而言，难度似乎更高。

答：对，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革命（笑）。不过我们访问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穆勒（Robert Muller），他在联合国对推动和平有很大贡献。我请他形容他的人生，他说，没什么特别，但是那都是他所选择的，因为是他选择的，反而愿意全力付出。成功与忠于自己，在这些人眼里，是不冲突的。

问：这道理听起来还是很理想。

答：好，如果以竞争力来说，在全球化时代来临后，你必须专注在一件事情，那是你想一直学习与进步的，这样你能有竞争力。你想，要你跟一个对这件事情比你热情十倍的人竞争，你竞争得了吗？他们可以打破疆界，从全球各地跟你抢工作。

问：这些结论，都是这些成功者所述。我的意思是，是否有可能他们因为已经很有钱，所以才会去想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或许我们应该先填饱肚子，然后再谈这些？

最有钱的人

都是忠于内心的选择

答：不不不！(连连摇头)。我们对投资大师巴菲特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哈哈，因为你很有钱，所以你可以这样说。”他的

回答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热爱自己的工作。你说，这份工作我打算做十年，虽然不喜欢，但是我打算做满十年再如何如何，对我而言，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说法，就像是把性爱存起来，等老了再享受一样。”

问：如果身为父母，孩子有很多元的兴趣，认为每件事情都对他们有意义，那么该怎么办？

答：你知道吗，全世界五分之四最有钱的人，几乎都是从大学中辍学的，他们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像是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或是乔布斯。

但重点是他们的态度。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之前在拉斯维加斯演讲过后，有个女士对我说，你说得很棒，但是，我的小孩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热情，尤其是滑板。难道我该鼓励他吗？

我就请她描述这小孩玩滑板的样子给我看。她说，他每天都在练习，他每天都说，“我有新的挑战要去克服，我必须学习更好的滑板技巧。”听到这里，我跟她说，你应该回家，好好拥抱他，对他说，你将以他为荣，因为这孩子已经学会专注一件事情，去独立思考怎样把一件事情变得更好。

问：我同意“追求有意义事物”的论点。但是你在书里提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是个屁……这两者之间是相冲突吗？

答：哈哈，那是我们访问这些成功人士之一，有人脱口而出“平衡个屁”的话。过去我们把平衡，想成把时间平均分配成四个或五个符合众人期望的事情。但我们访问英特尔创办人摩尔、或是曼德拉(N. R. Mandela，南非前总统)、U2乐队主唱Bono(编者按：Bono积极奔波于慈善事业，在预防控制艾滋病、倡导富国免除穷国债务上作出杰出贡献，提名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后，他们根本没有把平衡当作重要议题，因为他们都很忙着从事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面临生活平衡的时候很挣扎，其实你需要的不是很精准的平衡，而是不得不舍去的兴趣。当你找到后，一切都自然会有答案，而不是为平衡而平衡。

问：为什么你认为，让人做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企业主该关心的事？

答：这就是《从A到A+》所说的，先找对的人上车，请错的人下车的道理。卓越的企业，会更讲究核心价值，更要求员工可以共享理念，一起为有意义的事情努力。

可笑的是，大多数的企业雇佣人是因为他们可以做什么(What they can do)，但是开除他们却是因为发现他们是谁(Who they are)。他们终于发现，雇用对事情无法产生热情的人，做事品质不可能会好。

苹果为什么会成功？我们访问乔布斯后发现，他强调的不是设计能力，而是能让所有人围在他身边，一起渴望推出漂亮的设计。在苹果，每个人的工作都是设计，连业务也要想。乔布斯对CEO的定义是“首席体验官(Chief Experience Officer)”，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消费者拥有美好产品的体验。这自然感染到消费者，人家说体验经济，如果员工没有热情在里面，消费者是感受得到的。

问：企业要建构此环境也不容易？

答：对，很难。Google会花六个月的时间去判断一个人是否与他们志同道合。他们谈的意义是，让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享受全球的信息，Google给这些工程师很大的自由与权限，去达成它。所以大家很快乐。但是微软就是只设定数字目标的公司，这无法驱动员工的情感，我认为这就是可以解释两者差距变大的原因（编按：以2007年12月31日收盘价，Google股价大约是微软的19倍）。

问：你最初的工作曾经是一个摄影师，但是过去30年却全心投入在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上。你自己也是在这理论下的实践者吗？

摒除杂音和诱惑

探试自己最在乎的事情

答：对。那时候我从澳大利亚刚到美国，其实我的事业做得不错，但是我的灵魂很空虚，很饥渴，我希望把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能帮助所有人。

我是30岁之后开始转变，我希望年轻人永远别忘了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现在所做的，真是我最爱的吗？”开放点，别总把答案视为理所当然，你要知道，人的一生，总会有很多的混沌变量。

（沉默了一下）2007年，我从香港回到美国后，发现患上了癌症，几个月后，我的太太也检查出了癌症。那又逼迫我再思考一次，什么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我的人生价值有没有发挥到最大，我很高兴（笑），我很早就做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我知道那需要勇气，人总会对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感到恐惧与迟疑，很多陷阱会让你放弃，比如说，你的耳边常会出现一些杂音----“这根本不值得一试”，或是，你会被物质生活给迷惑，一开始总是想要朝物质追求，而无法去听内心的声音。

我们曾经这样建议人，如何找出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人和事物。这个方法很残忍──就是假设自己要离开人世，你心目中最在乎的是什么，人通常就会有难能可贵的启发。我其实想说的是，人别总是要到面临巨大挑战与挫折时，才去思考这些。你不觉得，很早就开始做你有热情的事情，如果还能把它做好、做到成功，那不是很美妙的事吗？勇敢一点！

　　仅仅在10年前，摩托罗拉还一直是引领尖端技术和卓越典范的代表，享有着全球最受尊敬公司之一的尊崇地位。它一度前无古人地每隔10年便开创一个工业，有的10年还开创两个。但当这些工业兴盛起来，进入寡头竞争的成熟阶段之后，它却遭遇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挫败。

　　最近10年，它已经退出了自己所开创的半导体、汽车电子——这些业务在它的手上陷入困境，它一旦撒手往往又起死回生。而最新的迹象显示，摩托罗拉很可能要放弃它的手机业务。如果这个令人遗憾的消息真的变为现实，它将退守至两个狭小的B2G、B2B市场，不再是一家B2C公司。这家美国“国宝级”公司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史上最糟糕的星期

　　5月9日，风雨飘摇的摩托罗拉股价以9.76美元收盘，总市值220.11亿美元，约为其股价最高点(按2000年分股后计算)58.33美元时的1/6。自今年2月底跌破10美元之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始终徘徊在5年来的最低谷，营收也跌至4年来的新低。即使是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它的股价也仅比现在低1美元左右。而它的竞争对手诺基亚5月9日的市值是1088.72亿美元，年销售额约是其两倍。

　　当然，也许不久之后，诺基亚就将只是它“曾经的”对手了。3月26日，摩托罗拉宣布将分拆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其中一家专注于移动通信设备业务，另一家则主要开展宽带和移动通信解决方案业务，分拆计划于2009年完成。尽管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但这条消息仍然是爆炸性的。作为手机的发明者和移动通信10年前的霸主，这家公司终于要把自己最让人留恋的产品，弄丢了。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样的分拆不仅会令卡尔·伊坎(Carl Icahn)为代表的摩托罗拉股东稍感遂愿，同样也会令其集群通信和机顶盒业务部门主管们松一口气，面向政府公共部门的集群通信业务去年赢利12亿美元，正好可以全被用来填补手机业务12亿美元的亏损。

　　既然不能相濡以沫，那就早点相忘于江湖。但放眼未来，谁又知道这次分离对摩托罗拉究竟是好是坏呢？“我感觉至少公司的员工是不愿意‘摩托罗拉’这个几十年的品牌就这么分家的，郭士纳当年如果赞同分拆IBM，也就没有今天的IBM了。”一位摩托罗拉集群通信业务部员工对《商务周刊》说。如果手机部门剥离出售，谁还能想象摩托罗拉，这位曾经的半导体巨人和移动通信霸主，还剩下什么？

　　现实的人们难以顾及将来，眼前的问题是谁将在什么时候接手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财富》杂志发表文章称，传言中的买家既非诺基亚、索尼爱立信或者三星等行业巨头，也不是来自中国的新兴手机厂商中兴、华为，而是印度最大的消费电子厂商Videocon。可以肯定的是，价格不会很高。理财经理乍得·布兰德(Chad Brand)在博客中写道，摩托罗拉剥离手机业务后，机顶盒、无线设备和对讲机等剩余业务的估值约为每股8美元，而摩托罗拉的股价一直在9美元左右徘徊，以此计算，手机业务的估值只有每股1美元左右。曾经辉煌的老牌手机巨头，头上贴的是廉价得让人发指的草标。

　　“这可能是摩托罗拉80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星期。”《财富》杂志说。

　　在辞去CEO一职后，埃德·詹德(Ed Zander)还将卸任摩托罗拉董事长一职，谁将接过埃德·詹德留下的烂摊子这个悬念已经解开，答案是前AT&T董事会主席兼CEO大卫·多曼。目前摩托罗拉手机业务部主管依然悬而未定，尚未有业界知名职业经理人表示有兴趣。这块“硬骨头”的确够硬，2008年第一季度，移动终端事业部运营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39%，运营亏损4.18亿美元，整个季度仅卖出了2740万部手机(2007年同期为4540万部)。目前，摩托罗拉全球手机市场占有率下滑至9.5%，不到诺基亚(41%)的1/4，并落后于三星而居于第三，紧随其后的LG一季度离它的距离也只有300万台出货量。

　　花旗集团信贷分析师大卫·汉伯格(David Hamburger)警告说：“除非摩托罗拉营运出现强烈改进，否则最快在一年内，该公司股票可能从投资等级降低到‘垃圾等级’。”

　　史上最牛的公开信

　　雷格·布朗和大卫·多曼都在强调，他们要尽快提高所有摩托罗拉股东的价值。这话此时听来尤其显得谄媚。正是迫于3月24日第二大股东卡尔·伊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摩托罗拉提交相关文件以来判定其董事会是否有渎职行为，摩托罗拉才于两天后宣布分拆的。伊坎在“一个人战斗”了近1年之后，终于部分达到了目的。去年拿到第一季度财报后，伊坎决定采取行动遏止自己财产的不断贬值。当时他持有摩托罗拉2.9%股份。而摩托罗拉持续下滑的业绩和股价令其损失惨重。

　　这位71岁的亿万富翁写信给摩托罗拉的股东，在《华尔街日报》上为自己打广告，试图获得该公司的董事席位，并让导致公司运营状况不佳的詹德卸任。2007年5月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摩托罗拉股东大会上，他对500多名股东发表演讲。但大多数董事会成员还是愿意给詹德一些时间来改善现状。摩托罗拉则强硬要求“不受欢迎的”的伊坎“待在家里”。当时铩羽而归的伊坎留下了豪言壮语：“如果公司不能改善经营业绩，我还会回来。”此后他又不断购入摩托罗拉的股份至今年4月初达到 6.4%。去年10月，卡尔·伊坎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摩托罗拉拥有着巨大的价值，我仍然认为应该分拆手机业务。”一番闹腾之后，伊坎已经成功营造了一个压力场。

　　为了挽救自己的职位和声誉，詹德在接下去的三个季度里相继推出了多款手机和相应的配件，但与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冰冻三尺的败退相比如蚍蜉撼树。2008年1月份财报出炉，2007年手机部门12亿美元的亏损令股东们怒不可遏。詹德倒是没有给伊坎羞辱自己的机会，他在公布财报之前的元旦节挂冠而去，留下时任COO雷格·布朗(Greg Brown)收拾残局。1月31日摩托罗拉首次向外界表示，公司可能出售或分拆近况不佳的手机部门。分拆完成之后，新成立的公司将全力发展手机业务。

　　更为热闹的是，摩托罗拉宣布分拆的当天，前首席营销官(CMO)杰弗里·弗罗斯特(Geoffrey Frost)的助理努玛尔·法拉兹(Numair Faraz)写给布朗的一封公开信曝光，在信中努玛尔·法拉兹历数摩托罗拉两任CEO詹德和布朗如何在市场策略和技术问题上犯下一系列愚蠢的错误，以及处理复杂局面时的无能。他激烈地抨击布朗：“很显然，和其他尸位素餐的摩托罗拉高层管理者不同的是，你正在杀死这个公司。不了解摩托罗拉的消费群体不能成为你出售手机部门的正当理由。不仅如此，公开宣称考虑分拆或出售手机部门让卡尔·伊坎站在你的一边，这只能充分的说明你的无能。”

　　他讽刺詹德，“相较于管理美国最伟大的科技公司，詹德更在意他的高尔夫球成绩”。这位首席营销官助理愤怒地爆料：“我总是在想摩托罗拉肮脏的小秘密——操作公司运营机器的是CMO，而不是那些从以前到现在都表现得如此无能的公司高管们……很多熟悉杰弗里·弗罗斯特的人都相信，是詹德将承担公司命运的压力全都抛给了他，才使得他在工作中劳累致死。”

　　然而在年薪近千万美元的詹德离去之后，在所有人的情绪宣泄完毕之后，摩托罗拉将会走向哪里？布朗以每月200万美元的价格请来了麦肯锡咨询专家试图找出答案。可惜的是，麦肯锡开出的药方，除了裁员，目前看来还真没有别的。

　　4月，摩托罗拉公司宣布计划裁减2600名员工。《商务周刊》联系的摩托罗拉员工中不止一位语音黯然：“过段时间我离职了，你再来找我吧。”过去15个月中，该公司累计裁员人数几乎达到1万人。截至2007年底，该公司员工总数66000人。鼎盛时期，该公司拥有15万人。

　　这是令人伤感的时刻。不仅仅是普通员工，摩托罗拉手机部门大批的高管、设计师、工程师和营销人才正在主动或被动的离开这家曾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企业。

　　摩托罗拉失落的十年

　　这家公司拥有多得无法计数的荣誉。1944年，它的SCR300步话机伴随着盟军登陆诺曼底的照片一夜之间闻名全世界；1969年，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用它的无线设备向全人类发回电视信号和那历史性的一段话；1960年代末，它率先进入海外市场，开始国际化的征程，美国人骄傲地称之为“美国武士”(American Samurai)；它发明了“六希格玛”，两次荣获人人向往的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 )美国国家质量奖；离我们中国人并不遥远的是，10多年前，它即扎根中国，不仅成为呼机的代名词，而且多次荣获“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和“最大外商投资企业”称号。

　　仅仅在10年前，摩托罗拉还一直是引领尖端技术和卓越典范的代表，享有着全球最受尊敬公司之一的尊崇地位。

　　它一度前无古人地每隔10年便开创一个工业，有的10年还开创两个。成立80年来，它发明过车载收音机、彩电显像管、全晶体管彩色电视机、半导体微处理器、对讲机、寻呼机、大哥大(蜂窝电话)以及“六希格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它先后开创了汽车电子、晶体管彩电、集群通信、半导体、移动通信、手机等多个产业，并长时间在各个领域中找不到对手。

　　但当这些工业兴盛起来，进入寡头竞争的成熟阶段之后，它却遭遇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挫败。1974年，它退出电视机行业，1998—2008年，它又一口气在10年间退出了自己所开创的半导体、汽车电子——这些业务在它的手上陷入困境，它一旦撒手往往又起死回生。最新的迹象显示，摩托罗拉很可能要放弃它的手机业务。如果这个令人遗憾的消息真的变为现实，它几乎退守至集群通信和网络机顶盒这两个市场狭小的B2G、B2B市场，它将不再是一家B2C公司。

　　这家美国“国宝级”公司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回溯摩托罗拉盛极而衰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教训，比如，过于自负的一代技术霸主如何失去对未来的把控能力；一家拒绝开放式竞争的精英型企业如何在新的游戏规则中进退失据；以及一场笨拙的自救，如何非但没有除其积弊，反而自乱阵脚导致速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是别的企业，犯下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个，可能早就死了，但摩托一再铸错还依然活着，已然是一个奇迹了。”原摩托罗拉全球资深副总裁兼亚太区财务策略总监蔡国雄对《商务周刊》说。

　　的确，仅从技术战略的错误押宝来看，20年间摩托罗拉的战略选择错误不断，其中包括：

　　在PC半导体工业押宝封闭平台的苹果Power Mac，而不是开放平台的IBM PC兼容机，结果成就了英特尔和微软；

　　中国的成语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前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董事长赖炳荣看来，摩托作为通信行业一代霸主，其衰落的种子也就在这个时候埋下了。

　　64岁的赖炳荣出生马来西亚华人家庭，1972年，即英特尔创立4周年时便加入英特尔公司，与安迪·格鲁夫、贝瑞特和欧德宁成为朋友和同事，官至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50岁“知天命”那一年，在摩托罗拉追逐一年半之后，他被时任摩托罗拉董事长的老高尔文一句“你的舞台在中国”打动，加盟摩托罗拉担纲其中国业务。

　　1994年，赖炳荣前去芝加哥拜会摩托罗拉总部的所有高管，见到当时掌管摩托移动通信业务的负责人。赖针对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是第一代模拟技术向第二代数字技术的过渡将发生在哪一年；二是GSM制式和CDMA制式这两个第二代通信技术他更看好哪一个。这位赖炳荣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给出的答案分别是“2000年”和“CDMA”。

　　该负责人是世界知名的通信学家，也是带领摩托罗拉进入移动通信行业，成为模拟(Analog)时代霸主的最大功臣，所以他的判断实际上就是摩托罗拉的观点。

　　“企业家首先要看大趋势，统军人物判断错误，看错了2G的时间表和战略方向，企业再有钱有技术，也是要走入‘地雷阵’。”时隔14年，被誉为一代“战略家+外交家”的赖炳荣充满感慨地对《商务周刊》说。

　　正是基于以上两大判断，一方面摩托罗拉并不急于进行第二代数字技术的产品研发，而是把几乎所有的技术精英都调往“铱星”研发部门。结果铱星系统于6年后在商业上遭遇惨败；另一方面，在第二代移动通讯技术上，摩托罗拉在全球的设备和终端生产厂都是以CDMA开发为主。

　　后来的历史却是，数字技术对模拟技术的全面替代发生于1996年，整整比摩托罗拉的预计早了4年，摩托罗拉不仅耽误了4年时间，更给了诺基亚等后来者天赐良机；技术上逊于CDMA的GSM最终在中国、欧洲等全球市场占了压倒性优势，到2007年1月，世界上有82%的手机在使用GSM网络。

　　尽管我们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去评断摩托罗拉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选择，但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摩托罗拉做出以上两大选择时的具体考量因素，和其间的过于自负中吸取教训。

　　蔡国雄认为，摩托选择押宝CDMA而不是GSM，在当时看来理由很充分，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商业利益两方面来看，摩托似乎都应该选择CDMA。首先，CDMA与GSM之争也是技术标准的阵营之争，前者是以高通、摩托罗拉为首的美国阵营，后者是主要以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等欧洲企业为首的欧洲阵营。美国国内当时一共有三大相互竞争的数字技术标准——CDMA、TDMA和GSM，其中CDMA占有美国数字市场的50%份额，TDMA和GSM各占25%。如果摩托罗拉选择CDMA，那么它将延续模拟时代在终端和系统设备市场的老大地位，与高通一起通吃整个产业链；如果它选择GSM，尽管也握有相当部分的GSM原始专利，但它就需要和爱立信、诺基亚等共同分享终端和设备市场。

　　其次，CDMA在技术上的确比GSM先进，它出身军工，号称2.5代，通话质量和保密性更好，辐射更低。对运营商来说，CDMA的频道容量是模拟系统的6倍，而TDMA和GSM分别是3倍和2—3倍。GSM以时分多址技术(TDMA)为核心，据前西门子(中国)公司高级副总裁、CTO李万林介绍，GSM最开始的名字叫Groupe Spécial Mobile，是一个针对欧洲市场的技术标准，流行起来后才改名为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有着浓厚工程师文化的摩托罗拉一直以来都是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当然不会选择较差的技术。“摩托罗拉当年看不上GSM，我们内部开会有人说，‘Let them have fun’，GSM让欧洲的小弟们先玩玩吧，做起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在里面有专利，马上就能赶上。”赖炳荣回忆说。

　　蔡国雄也指出，摩托当时自负地认为，到底选择哪一个技术对自己来说差别不大，以它在通信行业的霸主地位，CDMA和GSM两个制式自己选择哪一个，哪一个便会胜出。

　　在数字技术浪潮席卷而来的当口，摩托罗拉不仅错判了技术更替的速度和非技术因素对技术商业前景的影响，更远远低估了技术更替时各种可能性所产生的巨大颠覆能力。

　　怠慢数字技术

　　1994年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年头。这一年，摩托还拥有美国手机市场60%的市场份额，年营收刚增长了31%达到222亿美元，利润更飙升了53%，达到16亿美元，正处于模拟时代的全盛时期。这一年，来自芬兰的通信行业新军诺基亚刚刚在美国证交所上市。

　　“1994年我们的雷达显示屏上还看不见三星，诺基亚也只是一个小点。”赖炳荣说。

　　1994年，摩托罗拉20年的国际化耕耘开始有所收获，特别是在亚洲。摩托主宰了亚洲的对讲机和传呼机市场，在模拟手机市场，它更占有70%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摩托的传呼机响遍神州，蜂窝移动电话“大哥大”是有钱人的名片。“我们没想到在中国的传呼机工厂投产当年(1993年)就赚钱，而且是很多钱。”蔡国雄说，1994年以前，摩托只有内部竞争，没有对手。

　　但也就是在1994年，市场已经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摩托并非没有预见到数字时代的到来，只不过它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1994年，美国的移动运营商们开始被数字技术吸引。美国的手机终端销售渠道基本上是运营商定制采购，在运营商们看来，相对于模拟技术，数字技术好得几乎难以抗拒：它发射范围更广，抗干扰力强，模拟手机只有通话功能，数字技术却可以支持来电显示、传呼和短信业务。1995年2月，美国电信公司(Ameritech)的手机营销总监巴内特(Barnett)在一次展会上告诉摩托蜂窝手机部门主管维斯哈勃(Robert N. Weisshappel)的女副手斯泰格(Suzette Steiger)：“我需要数字手机，今年就要。”斯泰格回答说，“我们会全力以赴，满足你们的目标。”AT&T、大西洋贝尔等运营商也都向摩托罗拉明确传达了同样的需求。

　　但在摩托罗拉服务了24年、并把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业务带到一个高峰的维斯哈勃固执地相信，大多数消费者需要的是一部更好的模拟手机，而不是一部又大又重的数字手机(当时数字技术还不成熟)。他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告诉部下：“4300万模拟用户一定是理性的。”

　　维斯哈勃手中有一张他自认为的“王牌”——1996年1月，摩托罗拉推出了StarTAC模拟技术手机。这款手机研发耗时两年，花费数百万美元，在设计上，它可以算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杰作：比一盒普通香烟还要小。维斯哈勃对于此款定价高达1500美元的产品非常自信，以至于他认为可以借它来延缓技术换代的潮流。

　　1996年夏天，维斯哈勃和他的团队针对StarTAC推出了名为“签名”(Signature)的销售策略——摩托罗拉将只把StarTAC的分销权交给那些同意将摩托罗拉手机作为自己主销产品的运营商，其标准是摩托罗拉手机占其销售手机的75%以上，并且运营商还必须同意重点宣传该款手机的功能。这等于是说：如果你想销售StarTAC，就必须买多少台——摩托罗拉当时的市场地位和自负风格可见一斑。

　　但大西洋贝尔、GTE、南方贝尔等远距离通信运营商都拒绝“签名”。据说在大西洋贝尔公司总部的一次会议上，当维斯哈勃用“你们必须怎样怎样”的态度宣布了摩托罗拉对运营商的要求之后，大西洋贝尔的一位人士针锋相对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签名’，你们就不打算在曼哈顿卖StarTAC？”双方不欢而散。

　　导致摩托罗拉在数字技术上进展不力的原因，不仅是维斯哈勃对于StarTAC的优先考虑，还在于摩托罗拉当时一心想从高通公司购买其数字半导体业务，以加速进入数字领域。这也是源于摩托罗拉一直以来的垄断化倾向，从芯片到系统设备再到终端进行全产业链布局。但维斯哈勃认为高通的出价太高，1995年他停止同高通的谈判转而自己研发数字芯片，然而摩托罗拉已经错过了宝贵的时机。

　　1995—1996年间，美国消费者对数字手机趋之若鹜，傲慢的摩托罗拉却无缘分羹。直到1997年2月，巴内特又一次在展会上遇到了斯泰格，他问她：“我们正在下订单，你们有数字手机吗？”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与摩托罗拉总部同在芝加哥并保持了多年合作关系的全球第一家商业移动电话运营商美国电信也只好移情别恋，去找刚刚开始兴起的高通。

　　1997年初，小高尔文(Chris Galvin)履新摩托罗拉CEO。他在一次会议上质问手机部门为什么没有准备好数字手机，维斯哈勃无言以对。直到1999年7月摩托罗拉已经在生产销售数字手机，但它仍然没有能力向全美最大的移动运营商AT&T无线的“One Rate”计划供货，摩托在美国的份额下滑一半，至31%。这年8月，维斯哈勃离开摩托罗拉。

　　尽管摩托后来在数字技术上奋起直追，但竞争格局的变化实在太快了。摩尔定律使摩托罗拉积累数十年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化为乌有。1995—1999年短短5年间，模拟手机的全球手机市场份额从100%急速降到4%。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数字手机迅速崛起。到1998年10月，诺基亚发布的一份被载入公司史册的报告称：“我们确信，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2000年，也就是摩托罗拉预期中的数字替代模拟的年头，该公司仅占有了全球数字手机20%的市场份额。

　　“基站之王”的失算

　　尽管错失良机，不过由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数字手机市场年增长率超过30%，亡羊补牢的摩托罗拉总还能够抓住青春的部分尾巴。相对于手机部门，该公司的系统设备事业部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在模拟通讯时代，摩托罗拉与爱立信在无线通信系统设备市场分庭抗礼，各占50%的市场份额。由于前文所述的时间表预测错误，直到1995年，摩托罗拉的系统设备部门才着手开发数字产品，但他们却把几乎全部的研发都押在了CDMA这一个标准上。然而市场已经南辕北辙，1991年3月，世界上第一个GSM网络在芬兰建成，经过短短两年，全球就已经有48个国家的70个通信运营商建立了GSM网络，GSM成为全球2代移动通信的主流标准。

　　技术上的判断失误直接导致摩托罗拉在GSM系统设备市场的被动。1996年摩托罗拉在杭州建立CDMA终端和设备合资工厂，但中国的移动运营部门后来决定上GSM，令赖炳荣措手不及。他对《商务周刊》回忆说，1996年时，诺基亚的GSM基站仅仅几十斤重，两个人就可以抬上楼去，而摩托罗拉生产的GSM基站要“6个壮汉”才能抬动，还要加冷却系统，耗电量是竞争对手的10倍。恼得一位电信局长当面质问他：“赖先生您是生意人，生意有这么做的吗？怎么可以卖给我们这样的设备？”

　　事后来看，中国这个近10多年增长最快的通讯市场选择GSM而不是CDMA，对于摩托罗拉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1994年7月中国联通成立后，中国决定一步到位上2G通信技术，联通和中国电信移动部(中移动前身)也在GSM和CDMA中权衡。摩托罗拉认为中国肯定会选择单独上CDMA或至少两种制式并存，不仅是因为其技术优势，而且中国的近邻韩国和日本都选择了CDMA制式，出于文化和市场相近原则，摩托罗拉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会选择CDMA。

　　但中国一开始没有选择CDMA的最大因素恰恰不是技术原因，而是经济因素。曾经在中国联通市场营销部门工作的电信分析师陈浩说，中国政府当时看到CDMA的专利过于集中在高通公司手中，而高通推行的高专利费政策令CDMA的成本远高于诺基亚、爱立信等多家企业共同开放合作推动的GSM，这一点使GSM的商用速度远远快过CDMA。加之CDMA技术比GSM复杂，GSM的商用更为简单，1990年GSM成为欧洲标准后，第二年爱立信等就建成了第一个GSM通信网。形成一定规模效应之后，GSM的摊薄成本更低。

　　中国政府正是看到GSM的成本更低，受制于人的风险也更小，而且其网络优化进度也因其率先大规模建网而领先于CDMA，所以选择了前者。后来中国联通再上CDMA，则是6年后中国为加入WTO所做的妥协了。

　　“现在来看，中国当时的选择是明智的。”陈浩介绍说，到现在CDMA的成本还高于GSM很多，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高通收的专利费高，设备商、终端商，甚至入网检测环节，高通都要层层盘剥，产业链下游企业情绪都不高。每台CDMA手机高通大约要收8美元，厂家利润都没这么多；另一个原因是用户少，无法摊薄成本。后来联通就做得很痛苦”。

　　当时在摩托系统设备部门任职的现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何庆源介绍，当时摩托罗拉想游说中国采纳它主导的900兆CDMA技术。“摩托不喜欢用开放的系统。”他对《商务周刊》说。

　　但即使在CDMA领域，摩托罗拉的系统设备业务也江河日下。事实上，它并不是被后来崛起的华为、中兴这样的“成本杀手”打败，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同北电、朗讯、爱立信的竞争中败北。这一战场的失利，则更多是由于其优柔的决策节奏和低效执行力。

　　1995年9月，美国运营商Primeco公司有意让摩托罗拉承建一张覆盖全美的CDMA网络，该合同价值5亿美元。但摩托罗拉丢掉了该合同，原因是它在无线系统设备业务上的致命伤——缺少程控交换技术(telecom switch)导致电话市场无法接通。该技术在数字网络中至关重要，它需要比模拟系统更高的智能化。

　　据前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通信网络交换技术专家李三琦教授介绍，通信网络由核心网和接入网组成，程控交换技术是通信业内核心网的关键技术之一，华为的崛起便始自于交换机技术攻关。一般来说，核心网只占整个网络销售额的30%，接入网占70%，但接入网的业务大部分却是靠核心网的销售来带动。摩托罗拉的技术强项在无线电频率技术上，其通信系统设备事业部是在基站业务上发展而来，号称“基站之王”。基站主要通过无线电频率在移动电话间发送和接收声音信号，而程控交换技术是由朗讯、北方电讯等传统的有线电话设备公司在引入智能网技术后应用于无线网络的，所以朗讯、北电等由有线转入无线领域的设备商当时可以提供包括程控交换在内的端到端整体解决方案，摩托罗拉是主要的玩家中唯一一家必须通过与别人合作来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公司。

　　摩托罗拉10多年中一直没有掌握程控交换这样的核心网技术，它一边和别人合作，一边试图自己攻克这一技术，甚至一度与思科和Sun合作，希望通过一种“包交换”技术创新来替代程控交换技术，但均未能成功。

　　1984年，它与DSC通信公司达成双方设备捆绑销售的伙伴关系，但1990年，因为交换能力不足，摩托失去了4个客户：GTE、西南贝尔、南方贝尔和Metro One电信。1992年，摩托又转而与北电合作，由于双方无法融合，该合作在两年后终结。此后，摩托在DSC、西门子和阿尔卡特之间辗转寻求交换机技术的合作。到1995年，摩托已经为此花了10年时间。

　　据蔡国雄和李三琦回忆，摩托先后有多次机会通过收购解决自己的交换机技术问题，包括1998年华为愿意与摩托罗拉谈判，2000—2001年困境中的朗讯寻找买家，但摩托罗拉总是拖拖拉拉下不了决心，最后令收购泡汤。摩托罗拉也曾经收购过一家小型的交换机技术公司，但没有起到明显作用。

　　“那个时候摩托罗拉唯一不缺的就是钱，它决定要买这个技术，就要买得准、买得快。但执行力差使它耽误好几年，好的东西没买，买的又是不好的。”蔡国雄说。

　　直到2000年，摩托还必须通过合作方式向运营商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但这必然无法保证服务质量。1996年初，大西洋贝尔决定解决其电信网中的手机欺诈问题，它求助于其两家设备提供商——朗讯和摩托罗拉。朗讯在三个月内提交了相应产品，而摩托罗拉由于交换机技术方面的问题，足足花了1年多时间才提交方案，而且大西洋贝尔对该方案仍不满意。后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大西洋贝尔用朗讯替换了摩托罗拉作为自己的设备供应商。1996年底，PrimeCo不断接到用户对于摩托罗拉系统经常长时间宕机的投诉，摩托花了数月时间也没有搞掂，最后PrimeCo也转向了朗讯公司。

　　1997年，摩托罗拉在数字设备市场还赢利11亿美元，占有美国市场13%的份额，而朗讯则占到了38%，到1998年，摩托罗拉在此业务上亏损了10亿美元。2001年和2002年的损失更是超过了20亿美元。中兴、华为崛起之后，摩托罗拉在中国通信设备市场被彻底边缘化。

　　近年来，摩托罗拉逐渐淡出GSM核心网市场，随着全球CDMA市场出现萎缩，其CDMA系统设备的市场份额被中兴、华为等竞争对手用低价大肆挤压。2006年，摩托罗拉无线设备出货量不到40亿美元，和往日的对手爱立信、诺基亚等早已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对现有的3G市场几乎没有话语权的摩托罗拉在这一年宣布，将其研发重点转向WiMAX、4G等下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同时在运营商市场之外拓展企业网市场。2007年上半年，该部门净亏损高达2.07亿美元。此后，“摩托罗拉将出售或合并方式处理掉其通信系统业务”的传闻风生水起，《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的一篇报道称，摩托罗拉计划将此业务分拆到同北电组建的合资公司中，相关谈判仍在进行。

　　痛失半导体城池

　　今天的人们大多以为英特尔是当代半导体产业的开创者，这是因为半导体工业的真正鼻祖摩托罗拉在PC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已经败给了英特尔。

　　1955年，摩托罗拉推出车载收音机用锗晶体管，这是全球第一个进入商用的半导体产品。摩托罗拉由此开创了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据蔡国雄介绍，1960年代摩托罗拉在半导体行业保持领先时，英特尔还是一家危机重重的存储器制造商。直到1978年英特尔和摩托罗拉几乎同时推出16位的第三代微处理器8086和68000，后者集成的晶体管数目(68000个)是前者的(不到3万个)两倍还多。当时，惠普、Sun等厂商的工作站都采用的是摩托罗拉处理器。

　　1982年，英特尔和摩托罗拉又同年推出80286和68010，后者性能明显好于前者，继续作为当时主要工作站的处理器。在32位微处理器的较量中，摩托依然在技术上占上风，它的68020 明显好于英特尔的 80386，被苹果选作1984年推出的Macintosh电脑的处理器，支持其大名鼎鼎的Power Mac系列电脑。之前的1981年，IBM公司将8088芯片用于其研制的PC机中。

　　也就是从那时起，大型机衰落，微机时代来临。PC走进美国人的工作和生活，两大阵营的对决开始了：一方是IBM(PC硬件)、微软(软件)加英特尔(CPU)；另一方是苹果(PC软硬件)加摩托(CPU)。在当时，似乎后者更符合“强强联合”标准，不仅摩托罗拉的芯片一直强过英特尔；自1976年推出AppleⅠ以来，苹果一直是个人计算机领域最声名显赫的公司，大型机之王IBM 1981年才杀进PC业。至于微软，谁都没有把这家还未IPO的小公司当成改变历史的角色。

　　Mac甫一推出时，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由于乔布斯自信凭自己之力可以打败蓝色巨人而拒不开放Mac的技术许可，IBM兼容机的开放平台很快打败了苹果的封闭系统，一手创办苹果的乔布斯黯然下野。

　　风水轮流转，1991年，IBM、苹果两家没落贵族又和摩托罗拉走到一起，成立PowerPC联盟联手抗击英特尔。虽然PowerPC在技术体系架构上要比英特尔的x86 CPU性能优越得多，但由于PowerPC在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方面已经落后Wintel(微软+英特尔)阵营太多，联盟分崩离析。此后，苹果Mac龟缩高端市场，摩托罗拉为苹果定制的芯片难以在其他产品上使用，使得其PC芯片未能成为工业标准。10年后，苹果也开始使用英特尔的处理器，摩托罗拉在市场上被英特尔越拉越远，只得彻底淡出微机处理器市场，专攻通信和消费电子等嵌入式芯片。

　　虽然摩托罗拉在这场大战中有一点受苹果拖累和牵连的味道，但毕竟押宝苹果是它自己的主动选择。据蔡国雄介绍，当时以摩托罗拉的技术优势和财力，如果选择与IBM和微软结盟完全没有问题，但摩托罗拉却习惯性地看好苹果当时技术更优的封闭系统。“苹果死也不肯公开软件接口，软件工程师们只好在IBM的平台上写程序，众人拾柴火焰高，到头来成就了英特尔和比尔·盖茨”。盖茨也是桥牌大师蔡国雄的牌友，他的另一个有名的牌友是沃伦·巴菲特。

　　之所以说摩托罗拉败的并不冤枉，是因为这之后它在同一条河里又跌倒了一次——在手机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芯片上的败北如出一辙，无论失败的原因还是过程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该领域，摩托罗拉的对手是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德州仪器(TI)。1980年代初，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分别推出了自己的DSP，形成双寡头格局，摩托罗拉要领先于德州仪器。但后来却是德州仪器成了通信芯片产业里的英特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摩托罗拉拥抱了逆时代潮流的封闭政策。

　　据蔡国雄介绍，以前摩托罗拉的手机半导体按规定只能供应给本公司的手机部门，不可供给其他手机商。在摩托罗拉一家独大的模拟时代，这一策略有利于延续垄断地位；但到了数字时代，当市场已经进入一个竞合游戏阶段，摩托罗拉依然错误的继续该策略。结果，诺基亚、爱立信等手机商在被摩托罗拉拒绝之后，转向了自己不做手机的德州仪器，成就了后者的辉煌。

　　1999年之后，摩托终于意识到开放平台是大势所趋，于是与中国企业达成联盟，将自己的手机半导体供应给国产手机厂商，扶持中国的手机产业。但这一策略最后也因国产手机败退而收效甚微。

　　1995年以后，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始终处于亏损状态。2001年摩托罗拉遭遇到公司成立7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而半导体业务的亏损就占到了1/3。到2002年，一直排名世界前三的摩托罗拉半导体业务不仅销售额已不在全球前10名之内，而且运营亏损高达15亿美元，占到整个公司亏损额的4/5。股东们向高尔文家族施加压力要求卖掉这块业务。2003年10月，尽管老高尔文反对，但摩托罗拉还是倒贴2亿多美元，将半导体业务拆分成独立的公司飞思卡尔(Freescale)。独立后的第2年，飞思卡尔就从净亏3.7亿美元转为赢利2.1亿美元，并在纽交所成功上市，2005年其净收入又扩大到5.63亿美元。2006年，私人股权基金黑石集团最终以176亿美元的适中价格将飞思卡尔揽入怀中，此时距离摩托罗拉抛出全部飞思卡尔股权不过两年时间。

　　摩托罗拉作为芯片巨人的衰败，与其通信业内的败局异曲同工，都是因为在通吃产业链的野心之下，习惯性地拥抱封闭的技术或产业系统，而没有看到一个开放的、标准化的、产业协作时代的到来，最后被擅长在开放合作中赢利的后起之秀所超越。

　　这种“孤立看待技术而轻视市场”的幻觉不仅体现于通信终端和设备领域，更登峰造极地体现于其惨痛的“铱星”项目之中。这次，摩托创造出一个经典的技术与市场错位的案例——技术上的唯美奇迹与市场中的无用废物。

　　铱星：技术自负与市场幻觉

　　2001年的一天，蔡国雄接到他的老板从总部打来的一个电话：“Patrick(指蔡)，你能不能在6个星期之内给我5亿美元？”蔡国雄不由一惊。作为摩托罗拉全球资深副总裁兼亚太区财务策略总监，他手中有两个“钱仓”，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中国。新加坡的钱仓之前已经因为尽数向总部输血几乎“空了”，这次他只好找赖炳荣商量。赖炳荣又找到生产基地所在的天津市，争取到了各部委的配合，在摩托罗拉全球最困难的时候，特事特办的从中国区利润中拿出5亿美元支援总部。之后两年间，摩托罗拉中国又先后拿出10亿美元支援总部。

　　当时的摩托罗拉究竟发生了什么灾难需要这么多钱？答案大部分在于“铱星”。2000年8月，铱星公司申请破产，摩托罗拉损失50亿美元。祸不单行，2001年在土耳其，摩托罗拉因两年前投资一家名为Telsim的无还债能力的电信公司而遭资产诈骗损失20亿美元。摩托全球陷入困境。“儿子需要救爸爸了。”赖炳荣说。

　　“铱星”(Iridium)早已作为一个经典的MBA案例被连篇累牍的剖析，本文只想涉及摩托罗拉在这样一个空中楼阁式科技项目上所体现出的迷恋尖端技术的倾向，和市场分析意识的惊人匮乏。

　　“铱星”计划基于摩托内部工程师们的一个恢弘构想：搭建一个低轨道卫星网络，覆盖包括南北极及各大海域的整个地球，使人类在地球上任何“能见到天空的地方”都可以进行无缝隙的永不中断的通信联络，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通”。除了铱星计划，摩托还启动了另一个名为“Teledesic LLC”的卫星计划，用以传输声音、数据和手持设备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以卫星通信超越地面移动通信，是一次巨大的赌局。如果卫星通信后来真的成了气候，摩托罗拉也将越过第二代地面通信技术，直接由模拟时代的霸主晋升为卫星通信时代的垄断者。而对于动辄能开创一个新工业的摩托罗拉和高尔文家族来说，在别人看来超乎想象的构想从来不足畏，它非常擅长以这种路径从一个工业跃迁到另一个更有未来的工业。而且放眼全球，当时只有摩托罗拉有技术能力和财力牵头搞铱星系统。因此老高尔文决定上马铱星，绝不仅仅是出于商业利益考虑——高尔文家族素有造福全人类的梦想，铱星也承载了老高尔文天降大任的使命感。

　　摩托罗拉的这一构想的确有其合理性。1987年“铱星”计划提出时，移动电话的全球普及率还不到10%，不仅网络和终端普及率低，通话地域有限，而且最先商用的GSM网间漫游和切换时也时常因技术原因而发生掉线、失真等故障。一旦铱星成功，人类就将一步跨越到最高级的通信时代，摩托将再次泽被全人类。

　　“铱星”1991年正式立项，对于这个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项目，摩托罗拉表现出其自负和刻舟求剑式的思维。美国“雷鸟”商学院(ThunderBird)后来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摩托罗拉花在铱星项目技术与商业可行性论证上的时间仅仅1年——从1987年底到1988年底，1989年秋，老高尔文便在公司内部宣布将上马铱星。1990年初，摩托成立了由20名精英组成的铱星项目团队。

　　事后证明，摩托罗拉既没有预见到第二代数字移动通讯会很快以非常简单的技术手段解决网络漫游问题：随着基站铺设速度的指数式增长，GSM网络能以比铱星低得多的成本实现几乎覆盖全球的自由通信；它也没有意识到一个常识，手机用户绝大部分是在建筑物内或车内通话，而非那些人迹罕至的“能见到天的地方”。据报道，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一位运营商的高管曾经提醒过摩托罗拉，运营商不可能卖出这种“用户必须首先将自己置于在电话天线和卫星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的地点才能顺利使用”的电话。

　　摩托罗拉也高估了自己实现铱星构想的效率。原计划于1995年投入运营的铱星系统，由于技术太复杂和融资等方面的原因，直到1998年11月才投入运营。在这期间，全球移动电话的普及率快速提升，1992年是超过25%，2000年是超过45%。早期的技术问题也早已得到解决，“人们需要铱星”的理论基础和市场基础都已经不复存在，摩托罗拉早就应该“壮士断腕”及时止损。

　　但摩托罗拉却选择继续坚守这个已经明显不合时宜的“让地球村真正变小”的技术理想。历时12年，耗资50多亿美元，由66颗卫星组成的铱星系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后，摩托罗拉原本预期到1998年底拥有5万用户，但却仅有1万用户愿意买单，直到其破产时也只有5.5万名用户。铱星一年的运营维护费用高达数亿美元，要想实现赢利最少需要65万个用户。

　　摩托罗拉原本预计到2000年铱星收入将达到26亿美元，但1999年第一季度，铱星亏损已达5.05亿美元。2000年3月，美国联邦破产法院宣布背负40多亿美元债务的铱星公司破产，留下一堆至今还没有结果的财务官司和66颗在太空游荡的美丽卫星。而此后，由于种种后文将述及的原因，直到2001年，拥有铱星公司17.7%股份的摩托罗拉才从这个巨大的无底洞中抽身。

　　今天的铱星在被一家私人股权基金以不到当初投资额1%的低价买下，拥有了超过20万用户和近3亿美元的营业额，似乎开始起死回生，但这一切已经与摩托罗拉无关了。

　　从技术角度看，铱星系统是真正的科技精品。“我常常想，我们这些被称为高科技的互联网公司做的东西和铱星系统相比，简直就像是玩具。”Google公司研究员吴军在Google黑板报上感叹到。但从商业的角度，铱星却是不折不扣的“在错误时间认准错误市场投入的错误产品”。其根源正在于以技术而非市场驱动的摩托过度为“工程师文化”主导，没有学会从用户和市场需求的角度来反求技术战略，而是习惯于从技术蓝图出发去勾画市场。当它在技术判断上出现重大偏差时，遭到市场的惩罚也就不奇怪了。

 

　　摩托罗拉迷失自我的自救

　　摩托罗拉就像一篇《警世通言》，它告诉人们，一家公司如何在达到顶峰之后，因为其成功而自我迷失。

　　摩托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盛极而衰，为挽回颓势，摩托在此后10年间也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改革自救，但遗憾的是，两次都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

　　“走入‘地雷阵’之后，公司需要一个强力人物出来力挽狂澜，但(摩托罗拉)却用人不当，使公司的颓势越来越难以挽回。”赖炳荣沉重地回忆到。

　　“战争部落”和“独立王国”

　　摩托罗拉于1928年由保罗·高尔文(Paul V. Galvin)及其兄弟约瑟夫·高尔文(Joseph Galvin)创建，最初是一家汽车收音机小厂，兄弟二人将其发展为对讲机、彩色电视机生产巨头。罗伯特·高尔文(Robert L. Galvin)继承了父亲和叔叔的衣钵，在任摩托罗拉CEO的27年间，进入半导体和无线通信行业，将公司带到辉煌的顶峰，在公司内部被尊称为“老高尔文”。此后老高尔文的接任者、广受好评的乔治·费舍尔(George M.C. Fisher)从1988年开始掌管公司，1993年跳槽到柯达公司。在摩托半导体部门服务33年的盖瑞·吐克(Gary L. Tooker)随后出任CEO，但摩托内部都知道，他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老高尔文的儿子克里斯托夫·高尔文(Christopher J. Galvin，小高尔文)掌权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是摩托罗拉董事会觉得没有工程学位的小高尔文太年轻，当时47岁的他还会早于1997年继位CEO。

　　1997年，虽然摩托罗拉的营业收入达到297.94亿美元，马上就将突破300亿大关，但连续两年的税前利润却高台跳水：从1995年的32.25亿美元和1994年的24.37亿美元高点上，下滑至18.16亿美元，1996年也仅有17.75亿美元。连续3年27%的营收增长也降低到5%。其主要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的在通信和半导体行业的挫折，还有小高尔文不佳的运气：甫一上任便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

　　当时摩托罗拉在亚洲经营已有30年，员工人数曾经超过4万人，亚洲业务占其总营收的1/4，是除美国市场以外最重要的市场。因此，亚洲金融危机让摩托罗拉在1998年居然出现经营亏损。虽然是一家典型的家族治理型企业，但作为上市公司，摩托罗拉内部股权早被完全稀释，来自股东各方和华尔街的力量令摩托罗拉董事会成了有名的“联合国”。当业绩大幅下滑，股价跳水，媒体开始抨击，联合国里便吵成一片。刚上任的小高尔文身上压力重重。

　　媒体和华尔街对摩托罗拉的诟病主要集中在骄傲的工程师文化、内斗不断和滥用福利。这些指责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积弊。和1990年代早期的IBM、20世纪初的索尼等所有创造过一代王朝的企业一样，危机暴露出摩托罗拉老迈的一面。

　　摩托罗拉也有“战争部落”(Warring Tribes)之称，那时候摩托有六大事业部，数十个规模介于1亿—10亿美元之间的业务部门。这些业务部门的财务、营销和研发大权都被其主管们控制，他们之间经常相互竞争或拒绝合作。比如半导体事业部不愿生产其他事业部需要的芯片。当系统事业部的数字设备卖出两年之后，手机事业部才开发出与之兼容的数字手机终端。技术在不断融合，传呼机和手机合而为一，计算与网络接入都在无线化，芯片需要支持很多功能，但摩托罗拉各自为战，而且繁冗的机构设置往往令用户摸不着头脑。由于长期的成功和辉煌，骄傲的摩托人习惯于对客户发号施令，而不是倾听客户的声音。

　　“摩托内部有一种亟须改变的‘孤岛传统’，外界环境的变化如此迅捷，用户的需求越来越苛刻，现在你需要成为整个反应系统的一个环节。”时任摩托资深副总裁吉尔莫(Merle Gilmore)说，摩托已经脱离于这个快速反应系统之外，原因是由于对技术变革、市场潮流和客户的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和重视。

　　赖炳荣回忆他1995年来中国时，摩托在中国有4大业务，每一块都是“独立王国”，其主管都不需要听他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老板，但都不是我，而是远在新加坡或美国。”最后他是在老高尔文和亚太区总裁扬子(Richard W. Younts)的强硬支持下，才完成了对中国区的集中管理。

　　而关于摩托内部的福利滥用程度，赖炳荣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992年，他的太太、摩托罗拉专业无线通信部亚太区总经理高淑卿女士晋升为摩托全球副总裁，他受邀参加晋升晚会。晚会上他看到很多高管的太太见到摩托罗拉副董事长、董事就直接抱怨说，“我的先生做得那么辛苦，我们家什么都没有”。赖炳荣当时还是英特尔的高级副总裁，见到此场面倍感惊讶。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身来说：“我是从竞争对手来的，我非常惊讶于你们这种自由民主开放的氛围，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地提要求，这在我们公司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你们诉苦(cry)的时候，我想把我心底的话讲出来。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公司有这么好的环境，应该珍惜，而不应该无止境的提要求，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常理。”也就是在这次宴会上，赖的直率和对中国市场的深刻见解打动了摩托罗拉CEO费舍尔，之后花了1年多时间力邀他加盟出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

　　在摩托罗拉高速成长的阶段，这一企业文化起到了非常正面的激励效应，很多天才的工程师得以施展才华，也推动公司不断攀登高峰。但当外部环境使得摩托罗拉进入战略收缩期，赢利空间不再，高福利的企业传统便有些不合时宜。据说，在当时，摩托罗拉的停机坪上往往停着超过5架飞机，以供资深副总裁以上的高管出差候用。“那时候我们总部养了太多人，时机一不好，就养不起了。”高淑卿说。

　　“民主本身没错，但也要规范，竞争无情，企业毕竟不是搞福利的，人也是有惰性的，必须要有坚强而严厉的管理者。”赖炳荣说。

　　小高尔文“新政”

　　小高尔文上任之后，摩托罗拉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文化都受到集中的质疑，有人说摩托罗拉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在1980年代。小高尔文也决心结束脱离时代的旧式贵族企业范式，打造一个“新的摩托罗拉”。

　　1998年3月，小高尔文和他的总裁兼COO格朗尼(Robert L. Growney)在公司总部的12楼会议室里闭门两星期，商议如何重现摩托的辉煌，两人一致认为公司需要一次全面的重建，因为其文化和内部竞争已经伤害到产品研发和客户关系。

　　当年4月，小高尔文在芝加哥丽兹·卡尔顿酒店对摩托罗拉50名高级管理者发布了他的计划，他告诉手下，摩托罗拉将把以前独立运作各不相干的手机、无线设备、对讲机、寻呼机、卫星和电缆调制解调器(cable modems，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上网的机顶盒)等30个业务单元全都归到“通信企业集团”(Communications Enterprise)，并任命曾负责摩托罗拉欧洲业务的吉尔莫为该部门总裁，业务单元的高管向吉尔莫负责。这些业务占摩托罗拉1997年289亿美元总销售额的2/3。

　　高尔文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数字时代的摩托罗拉”，即不能再由着迷于制造出惊世产品的工程师主导，而应该调动所有员工的能量，同心协力为人们创造易用的、互联网导向的产品。他要求公司员工要“快速、敏捷、轻快、灵活”，销售人员必须切实以服务客户为导向。为鼓励业务合作、创意分享和节约开发成本，小高尔文对于高管层的业绩考核不再以其自己部门的表现为标准，而是与整个公司的业绩为基础。这一年，摩托罗拉史无前例的实施了15000人的大裁员，占其员工总数的1/10，令公司内部气氛骤紧。

　　高尔文的另一个决定是拥抱互联网。当年7月，与通信企业集团同时成立的还有一个互联网战略部门，负责与公司内部所有业务合作，积极合作者将会得到期权奖励。摩托罗拉内部一度视互联网为怪物，但现在它成为公司的战略中心。摩托罗拉的芯片已经内置于手机、数码相机和掌上电脑，但摩托罗拉希望未来能在所有的东西，包括鞋子、门把手、沙发等中内置微处理器，把它们用无线技术无缝连接起来，使摩托罗拉的芯片能够成为所有智能化产品的“数字DNA”。

　　不仅是芯片，摩托罗拉还想设计开发驱动芯片的软件，由一家硬件生产商向软件商转型。它投入数十亿美金，新聘了超过3000名软件工程师，预想其未来业务包括向汽车后座的人们提供网络视频下载服务。

　　此后不久，互联网席卷了无线世界，1999年初，运营商们计划采购数百万台手机，其中智能手机和内置浏览器的手机约占9%。同年，摩托与Sun合作建设一个投资10亿美元的专为互联网服务的无线通讯设备厂，并与雅虎、美国在线和亚马逊签约成为合作伙伴，这些网站都被植入摩托罗拉的手机内置浏览器收藏夹中。

　　1999年的业绩表明，小高尔文此前两年进行的企业结构和战略调整取得了成功。这一年摩托罗拉销售收入比1998年增长了5%，达到309亿美元，关键是获得13亿美元利润，是1998年的375%。其在全球数字移动电话的市场份额也从6%增长到11%。就连其连年亏损的半导体部门也在卖掉低端业务后扭亏为盈，实现赢利8100万美元。2000年，摩托罗拉收入继续增长至376亿美元，全年利润平均增长速度为35.7%。

　　小高尔文由“技术主导型”向市场与技术并进的战略转型初见成效。虽然“新政”成功的背后有一定的成分是搭了互联网热潮的顺风车，还有2万人大裁员的代价和7.5亿美元的成本削减，但无论如何，董事会和华尔街最关心的股价从1998年10月的38美元上涨到1999年7月的100美元，再爬升到2000年初的184美元。两年前怀疑高尔文的人开始信任这个高尔文家族的第三代领导人将“重振摩托”。

　　泡沫后的寒冬

　　然而好景不长，网络泡沫在2000年破裂。这年10月，摩托罗拉宣布其手机销售量比上年同期仅增长了4%，并调低其第四季度和2001年的营收预期。同月，效力摩托罗拉30年的第三号人物、通信集团总裁吉尔莫辞职。形势急转直下，从2000年5月到2001年7月10日，摩托的股价从60美元跌到16.75美元(2000年摩托有一次1:3的分股)，市值跌去了72%。

　　2001年第一季度，摩托出现了16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亏损2.06亿美元，手机、半导体等业务全面萎缩，其中主要的手机业务收入下降了29%，市场份额只剩下了13%。这一结果比华尔街的最低预期还要糟糕，摩托罗拉的股票跌破8年以来的最低点。2001年全年，摩托罗拉收入仅为295亿美元，亏损7亿美元。短短一年，股价下跌了3/4，市值从1330亿美元缩水到370亿美元，总裁兼COO格朗尼因健康原因辞职。

　　这年初，摩托罗拉从通用电气和通用仪器公司(GI)得到两位强援加盟，分别是负责个人通信部的麦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和负责宽带部门的爱德华·布里恩(Ed Breen)，这两位干将后来分别为摩托的RAZR V3问世，和成功整合2000年花了170亿美元收购的通用仪器(摩托历史上最大一桩并购)而做出贡献。扎菲罗夫斯基后来接任了格朗尼空出的总裁兼COO一职。

　　2002年，摩托半导体部门第一次跌出了业界前十名的行列，占销售总额18%的DSP芯片业务亏损达1500万美元。7月，公司原来的二号人物布里恩突然辞职前往泰科公司导致摩托罗拉股价跌了10%，令董事会很恼火。董事会一直有意让布里恩担任CEO，让高尔文任董事长。2003年，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上半年后，摩托罗拉在高尔文时代表现最出色的中国市场被诺基亚超过。股东们对于小高尔文在2002年得到1500万美元奖金感到气急败坏，而是否剥离半导体业务的分歧则令双方矛盾激化。

　　小高尔文拒绝考虑分拆业务，只是关闭了一些芯片生产车间，他认为在产业低谷时出售是愚蠢的，他还准备借芯片业务实现他的无线互联网战略。出售半导体业务是华尔街对摩托罗拉经常提出的建议，华尔街认为小高尔文的计划好高骛远。

　　2003年，摩托股价跌到8美元以下，竞争对手诺基亚和高通的股价则在4年中分别上涨了544%和1100%。华尔街和投资者不断指责小高尔文“没有制定出一个清晰的战略”，而且有着“哈姆雷特般优柔寡断的性格和袖手旁观式的管理风格”。压力之下，2003年9月20日，摩托罗拉董事长兼CEO小高尔文在与董事会发生争论后宣布，“虽然我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但是董事会和我在公司发展速度、战略和在当前复苏阶段的进展等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因此，现在是我把指挥棒交给新的领导人的时候了。”随后无奈的离开了这家他服务了36年、由他的祖辈创建的企业。

　　小高尔文执掌摩托罗拉6年，大大短于他的父亲和爷爷，要评价他的功过是一件困难的事。

　　6年间，摩托罗拉股价跌去46%，股东们损失了16%的财富，道琼斯工业指数同期却上涨了50%。摩托罗拉在手机市场份额下跌到了13%，而对手诺基亚则达到了35%。但实际上，无论是铱星立项还是错失数字技术、GSM，小高尔文都没有直接责任，任期内碰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史无前例的网络泡沫，也限制了他的发挥空间。很明显的不公在于，事实上2002年赢利3.14亿美元以后，摩托罗拉似乎正在走出低谷，而且革命性产品“刀锋”——RAZR V3也是在小高尔文任期内与扎菲罗夫斯基联手打造出来的。但唯股价是瞻的华尔街拒绝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一切后来都被他的接任者詹德(Ed Zander)坐享其成。

　　小高尔文在技术方面仍然具有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他驱动摩托罗拉聚焦于无线互联网的机会，使摩托罗拉成为最早进入远程信息处理的公司，这一业务如今是思科的业务重心；他也是摩托罗拉探索生物科技的推动者，他的设想是，摩托罗拉可以用它的无线和芯片技术为用户创建一张基因密码智能卡，以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尽管没有给摩托罗拉带来实质性的成功，但在小高尔文辞职之后，公司的业绩在2002年底已经开始回暖。

　　骑士精神与华尔街

　　《商务周刊》访问的大多数摩托罗拉人都认为，同老高尔文和费舍尔相比，小高尔文在战略思维和魄力方面相对显得平庸一些，他早期的左右副手也不及老高尔文掌权时手下的人才能干。但他足够努力，每天7点钟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在公司内，他不打领带，挽起衬衫袖子，黑色公文包里装满了摩托罗拉的手机、传呼机和对讲机。他具有真切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及变革的动力，因为他从内心不愿意看到父辈的传承毁于他的手上。

　　同时，他在任期间对摩托罗拉的手术至今也存有争议。比如很多人认为，如果他在摩托罗拉内部解决半导体的扭亏问题，而不是分拆卖出，起死回生的飞思卡尔至少会成为一个困难时期的“减震器”；又比如他2001年卖掉了集群通信业务的一个军事业务部门，结果随后的“9·11”令这块资产数十倍地增值。

　　再比如1998年的组织架构大调整中，为打破摩托罗拉内部多年形成的各自为政文化，他授权吉尔莫管理多项业务统合在一起的通信企业集团，但新的组织架构反而助长了官僚文化的盛行，以至于整个组织陷入混乱。通信企业集团共有500名管理者，分布于手机、网络设备和宽带部门，约12名高级管理者向吉尔莫直接汇报，很多高级经理失去了财务大权，于是转而把很多技术决策问题也诉诸吉尔莫，比如某个系列的手机应该内置哪款电路板或软件代码。结果可想而知，决策过程往往会花费数个星期。吉尔莫也得以有意无意的向他隐瞒手机业务的严重形势。

　　小高尔文在寻找集权和放权之间的微妙平衡上走了一些弯路。继位之初，受其父亲的“委托并信任执行层”的传统影响，他本人专注于公司愿景和战略工作。解雇了老朋友吉尔莫之后，小高尔文承认1998年的组织调整“是一个错误”。2001年，他一改往日温情脉脉和大幅放权的管理方格，重新调整了公司架构，减少了一级管理层，并让摩托的6大业务部门主管直接向他汇报，开始过问具体的业务层面，除了每周会见业务主管，他还花大量的时间召开会议要求每一名高管通力合作，“现在，我不再那么相信人了。”他说。但由于他过于频密的召布里恩议事，导致后者感到无法工作，而突然辞职。

　　此外，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小高尔文的决断力不足，造成摩托行动迟缓。“他是一个过于深思熟虑的人。”一位前高管对《商务周刊》说。最明显的三个例证是，早在1998年初，摩托半导体事业部总裁便建议高尔文卖掉一部分生产老一代芯片的业务，以便提高利润率并专注于核心产品。直到1999年夏天，高尔文才批准此项买卖。高尔文担心的问题有，交易会为摩托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吗？员工们对交易怎么想？他让下面的人解答他的担心，所有这些过程都耗费了时间、资源和精力。同样早在1999年底，吉尔莫等便建议他壮士断腕，放弃铱星这个已经耗费了50亿美元的无底洞项目。当时铱星公司已经申请破产，清算谈判处于中断之中。但高尔文直到1年之后的2000年11月才最终放弃这个项目，使得摩托罗拉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知情者说，他认为维护摩托罗拉的形象很重要，并且摩托罗拉需要为铱星的风险投资者们共进退。还有一个例证是，很多人认为，2003年金稻草一般的RAZR V3手机就已经可以上市了，但不知为何小高尔文和扎菲罗夫斯基迟迟没有发布。

　　“如果V3早几个月上市，说不定他就不会下课了。”原摩托(中国)手机业务部员工李静说。

　　在人品上，小高尔文是一个公认的古典绅士式的谦谦君子。在困难时期，摩托最需要的实际是一位富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铁腕领导人，来打破内部的官僚文化，重振创业精神。而高尔文家族素有绅士家教和重视研究而轻视行动的传统，在竞争白热化的科技产业，这种传统不合时宜。

　　但应该说，小高尔文的下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矛盾爆发的替罪羊。这一矛盾就是家族治理企业的长期战略思维，及其尊崇的贵族形象、骑士精神(比如坚守铱星到最后时刻)，与华尔街以股价为指挥棒的短期经营理念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小高尔文离职当天摩托股价涨了5.05%即是证明。

　　小高尔文在2002年底曾对中国媒体抱怨，他是一家公众上市公司的CEO，又必须捍卫其家族事业的声誉。但投资者却不在乎这些，他们唯一的要求是尽快砍掉不挣钱的业务实现赢利。“如果对华尔街的命令听从得稍慢，他们就会质疑你的能力和战略。”小高尔文充满情绪地说。

　　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摩托罗拉这样一家股权早已分散化的企业仍然维持着家族世袭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化石般的奇迹现象。同样的时间段里，即使是老高尔文掌权，恐怕也难以在华尔街的高压下，在全球电信业的萧条中再现他20世纪所创造的传奇。

　　得份额，失利润

　　小高尔文退位时，高尔文家族占摩托罗拉的股份已减少到2.5%，其在公司的威信已然无法与老高尔文时代相比。

　　当时，华尔街认为摩托罗拉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小高尔文作为家族产业的第三代传人，对摩托罗拉的个人感情使他不可能对公司做出真正触及根本的变革，比如他在剥离芯片业务和铱星项目上就公然违逆董事会的功利性意志。因此，董事会在华尔街的压力下决定彻底结束高尔文家族对摩托75年的统治，效法IBM引入郭士纳，从外部空降一名CEO。这样，之前被很多公司内部人看好的被昵称为“麦克Z”的扎菲罗夫斯基就被作为小高尔文的嫡系而排除在CEO候选人之外。2005年1月，“麦克Z”离开摩托，加盟北电。

　　同时，董事会认为摩托罗拉在主营业务手机上的落败，主要原因是公司内部封闭的工程师文化太重，没能适应手机市场由技术驱动向市场拉动的大势，因此决定寻找一位懂得市场的CEO，使摩托罗拉跟上时代。

　　曾在Sun公司任总裁兼COO的私人股权基金合伙人詹德2003年12月接受了年薪650万美元的摩托罗拉CEO一职，当天摩托罗拉股价即上涨了4%。但今天大多数人都同意，这样一位夸夸其谈、善于讨好华尔街的“营销型”明星CEO，并不适合这家公司。

　　实际上小高尔文下课前后，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已有起色。就在小高尔文宣布离职的2003年第三季度，摩托罗拉手机事业部一口气推出了17款新产品，推动手机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34%。第四季度更同比增长了51%。小高尔文在任时非常强调研发，引入供应链管理，和“麦克Z”一起打造了“刀锋”—RAZR V3。詹德上任后的2004年，RAZR V3正式上市。在手机行业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反应的、无差别的、不再讲究革命性创新的组件化世界，卓尔不群的RAZR反而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开启翻盖手机的新时代经典产品。

　　这款“金稻草”产品的大卖，让2004年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销售额再次大长了53%，运营利润更增长了257%。也使整个摩托罗拉的营业额比2003年增长了35%，达到313亿美元。詹德信心涨棚，他向员工宣布：“我们虽是亚军，但已今非昔比，现在，我们的目标是第一名，我们要让RAZR在全球卖出5亿部！”

　　此后，詹德走出了一步致命的臭棋。他和手机部门负责人盖里科斯(Ron Garriques)在内部提出，摩托罗拉要“一千天重夺全球市场第一”。要知道，当时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约为15%，而诺基亚已经超过了30%。

　　狂热的市场份额诉求下，摩托罗拉发动了一场“决战”——通过不断降价让自己重返市场份额的老大位置。中国是这场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很多人都记忆犹新：摩托罗拉手机成为了价格“跳水冠军”，最为经典的V3定价由2004年的超过6000元，降到2006年的1200元左右。而在欧美市场，它更由500美元降到不足50美元。

　　陈浩介绍，摩托罗拉在中国和移动运营商进行定制手机的渠道合作方面也很积极，这一方面导致其传统分销渠道商的不满(因为运营商定制手机的售价大大低于卖场)，由于各省运营商的补贴力度不同，也造成了摩托罗拉手机串货套机、快速贬值的现象。

　　今天来看，用无节制的大降价去换取市场份额的战略至少导致了四大恶果。首先是牺牲利润，截至2005年，诺基亚手机运营利润率为17.8%，远高于摩托罗拉的11%。“这种自杀式的降价简直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一位摩托罗拉集群通信部门的员工说。其次，大降价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对摩托的品牌忠诚度，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刚刚买的象征“至尊身份”的高端产品迅速贬值为大路货。再次，一款杀手级产品的价格领跌对于其他的MOTO产品，比如多媒体手机KRZR及类似于黑莓的Q系列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最后，V3在市场份额上的不断增长使摩托罗拉的手机研发变得功利，此后的几年间，多款MOTO机型实际可算是V3的改进版，人称“千机一面”。而诺基亚则用多款手机系列全面出击，并笑到最后。

　　令詹德和华尔街开心的是，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和股价的确在上升。整个2005年，摩托罗拉每个季度的财报中，手机出货量都保持高增长，全年出货量增长了40%。其市场份额也由2004年第二季度的14.8%上升到2005年的19.1%。到2006年第二季度，摩托罗拉手机发货量达到5190万台，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2%。

　　但同时，摩托罗拉的营业毛利下降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4.4%，是一年前的一半不到，而同期诺基亚的营业毛利则达到了10%以上。该季度摩托罗拉卖出了6570万台手机，同比增长了47%。但用营业毛利除以手机数量可以得出，每台手机的毛利仅为5.19美元，这显然不足以补偿手机的设计、研发投入。

　　这样的增长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到2007年第三季度，摩托罗拉利润同比下降94%，手机部门销售下降36%至45亿美元，运营亏损达到创纪录的1.38亿美元。2007年11月，三星以14.5%的市场份额超过摩托(13.1%)。

 

　　“明星”CEO詹德

　　2005年1月，詹德实施以“无缝移动”(Seamless Mobility)为核心的全球架构重组，成立手机业务部、通讯网络部、政府与企业事业部、家庭联网部这四大业务集团。詹德宣布，“无缝移动”的目标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技术，不同网络和设备之间都能实现顺畅的连接和运行。比如摩托罗拉想要开发一种名为“iRadio”的软件，使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制广播节目，当用户驾车时就可以通过适配器和蓝牙技术听自己喜欢的歌曲。在詹德描绘的愿景中，摩托罗拉公司分业务、设备和网络三个层面向“无缝移动”靠拢，为全面占有移动通信市场做准备。

　　明眼人可以看出，詹德的这套“无缝移动”方案和小高尔文的移动互联网战略相比没什么新内容，只不过小高尔文当时的构想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支撑——芯片业务。

　　虽然在战略规划方面几无建树，但詹德在做秀式营销和讨好华尔街方面的才华超过摩托之前的任何一任CEO。人们都在津津乐道于以工程师文化闻名的摩托罗拉CEO可以骑一辆黄色自行车亮相拉斯维加斯CES消费电子展，以表明他将推出“酷炫”(wickedly cool)的产品；他可以在股东大会上用乔布斯的头像做背景，然后故弄玄虚的掏出一只iPod，再掏出一只MOTO手机，告诉台下观众他要把他最喜欢的这两个产品合二为一。这一构想的产物就是后来反响平平的ROKR手机。

　　詹德更像社会活动家，刚到摩托罗拉时他经常提起电话就打给微软CEO鲍尔默、乔布斯等业界领袖开谈生意，他宣称要和微软、苹果、雅虎和Cingular等公司合作，一度令下属们崇拜不已，感叹来者不凡。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样的合作总是没有下文，唯一有下文的是和“最不具备合作精神”的苹果公司合作，结果很多人说詹德被乔布斯耍了：本来是两家公司合作打造一款革命性的音乐手机，但后来联合推出的ROKR上，除了iTune软件之外看不到任何iPod的痕迹。

　　“iPod的核心优势是大存储量和触摸式界面，詹德集成iTune，除了可以帮苹果卖它的网上音乐之外，对摩托罗拉没什么用处，根本没有抓住iPod的精髓。”原摩托手机业务部员工李静说。1年之后的2007年，苹果推出了自己的iPhone。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没有之前与摩托罗拉的合作，iPhone研发完成的日子会推迟。

　　在业务剥离的魄力方面，詹德也远比小高尔文更得董事会之心。2003年底摩托罗拉剥离掉年销售额74亿美元的芯片业务后，2006年4月，詹德又把汽车电子业务卖给德国轮胎生产商大陆马(Continental)公司。这一业务包括传感器等电子设备，由摩托罗拉1920年代最早的业务——汽车收音机演变而来。当时摩托罗拉是世界汽车工业最大的电子设备供应者，詹德对此的解释是摩托要专注于“无缝移动”战略。

　　更具破坏性的是，詹德“摒弃”了摩托罗拉的工程师文化。他主政下的摩托罗拉不再是技术专利的温床，詹德更倾向于直接向外界购买专利或公司。虽然拥有工程学位，但詹德对技术基本上没有热情，他终止了生物科技芯片的研发。2000年时，摩托罗拉还与IBM和GE等一起位列美国专利申请排行榜前列，而到了2005年，摩托罗拉在这个榜单上已经下滑到第34位。詹德公开宣称，现代科技公司的领导者需要的是10%的技术加上90%的外交手段。

　　詹德的一个过人本事是随时随地都保持“一英里宽的笑脸”。与小高尔文不同，他与媒体保持着开放而友好的关系。一些记者能随时采访到他，但事后记者们发现这位毫不拒斥媒体的CEO兜圈子的本事大得惊人，往往高谈阔论半小时还没有触及到正题。2006年第四季度，价格战的恶果让摩托当季利润下降48%，摩托宣布裁员3500人后，手机部门负责人盖里科斯也宣布辞职。但詹德居然在财报发布会上说他对公司的财务表现很满意：“回顾去年一年，我很满意我们的进步，我们的业务稳固，收入增长强劲，在许多领域达到或超出我们的预期目标。”

　　《福布斯》杂志当时撰文讽刺道：“他和我们是一个星球的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看过他交出的财报数字吗？他是不是在拉斯维加斯(指CES消费电子展上)骑车时摔糊涂了？”

　　平台之乱

　　除了愚蠢的价格战，占摩托罗拉总收入70%的手机业务在詹德手上能跌到今天不到10%的全球市场份额，重要的原因还有三个。一个是缺乏技术规划能力，导致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战略混乱不堪，另一个是错失3G，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完败于诺基亚。

　　“手机的功能和易用性最重要，这也是iPhone的成功之处，而摩托罗拉手机最大的问题是界面和软件不好，导致它的功能和易用性差。”水清木华电信研究总监沈子信介绍说，1987年，摩托罗拉和诺基亚、西门子等共同组建了合资公司Symbian，研发手机操作系统。但2003年，摩托突然退出Symbian公司，并推出了基于Linux和Java技术的手机。2004年，摩托罗拉又开始采用微软的Windows Mobile系统，其Q系列即是采用该系统。2006年，摩托收购AJAR应用平台开发商TTPcom，但同时，它又拥抱Linux平台，先后尝试或主攻Linux+Java、Linux+QT和Linux+AJAR等。

　　“摩托号称自己是Linux，但实际上是‘伪开源平台’，第三方的扩展软件经常无法自由加装，兼容性也差。”Frost&Sullivan(中国)分析师程铁刚对《商务周刊》说。在辗转了几年之后，摩托罗拉仍没有确定其平台战略。2007年10月，摩托罗拉收购UI控股公司50%的股权。UIQ是Symbian之上的一个软件平台，摩托又回到了Symbian阵营，但同时表示也要跟踪Google的Android平台。

　　“现在，我们内部完全没有一个技术路线的规划，每一个平台都没有被彻底开发，还没有出来完整的产品线，就又被废弃了。这跟决策层经常摇摆不定有关，换了一个领导之后，又废弃现在这个，拾起原来扔掉的东西。”李静举例说，“比如有一年原飞思卡尔的CTO，是学化学的，对手机业务根本就不懂，分拆之后就让他来做摩托CTO了。”

　　智能手机强调的是通过软件进行第三方功能的扩展，这要求操作系统要有良好的兼容性和统一的技术规范。混乱的平台战略使得摩托的手机产品线极其复杂，几百款手机产品使用相互竞争的平台和不同的用户界面，也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其软件难以成熟，经常导致死机等问题。其V710机型等手机还因质量问题而召回，数据显示摩托手机的返修率是诺基亚的2倍。

　　与摩托罗拉相对应，诺基亚则是多年来一直深耕于Symbian平台，使得其手机在研发成本、软件性能和用户界面上都优于摩托罗拉。几年下来，摩托罗拉在智能手机被诺基亚把差距越拉越大。

　　V3的巨大成功所掩盖的问题，除了上述手机研发的高成本驱动和平台混乱之外，还有摩托罗拉在3G市场的延拓。2007年，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是多媒体3G手机，詹德在位时，摩托罗拉却忙着推出好几款V3的改进机型，也因此而错过了开发3G手机的机遇，导致它成为3G市场的旁观者。同时飞思卡尔分拆之后，摩托罗拉的3G手机芯片供应出现问题，失去了像AT&T这样的大客户，后者转而与三星达成合作。2007年第一季度，摩托罗拉的3G手机销量不到100万部，而诺基亚的销量却是1500万—1800万部。

　　事实上，到2006年第四季度，摩托手机发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570万台，全球市场份额增加到23.3%，距离诺基亚仅差10个百分点左右，也吓了诺基亚一身冷汗。先后担任过摩托罗拉中国区移动基础设施部门主管和诺基亚中国投资公司总裁的何庆源介绍，当时诺基亚内部也感到很紧张，直到摩托罗拉没有后续创新型机型推出才松了口气。

　　何庆源介绍，1999年时，差点倒闭的诺基亚做出了一个“赌博性”的战略决定，就是把其全球中低端手机的研发中心搬到中国来，将中国变为其全球研发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诺基亚去年在全球售出的手机中，有50%以上来自于该公司的北京创新中心，而中国的研发效率是欧洲的5倍。诺基亚还在中国建立了集中的物流园区，减少外包，把生产抓在自己手中，以实现供应链管理和物流成本的最优化，这使得诺基亚几年前就可以实现按订单即时生产(Just-in-time)和零库存，并在6个平台上完成其所有型号手机的研发、采购和生产。相比较而言，摩托罗拉的生产基地过于分散，有20多个生产平台，也远远实现不了“即时生产”。

　　“摩托与诺基亚的决战到最后拼的就是成本压缩、供应链管理和研发效率，摩托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显然拼不过诺基亚。”沈子信说。

　　失去中国

　　大决战之后，诺基亚的市场份额连续5个季度增长，到2007年底已达38.9%。“没有中国，就没有诺基亚的今天。”原诺基亚CEO奥利拉公开承认，中国是诺基亚“最重要”的市场。

　　而相对于诺基亚对中国的重视，高尔文家族掌权时代的摩托罗拉也曾极为重视中国，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高尔文家族被排挤，赖炳荣的坚强后盾亚太区总裁扬子(Richard W. Younts)2002年退休，赖炳荣觉得摩托“改朝换代”了。蔡国雄也因为亚太区“来了一个不懂事的家伙做上司而说bye bye了”。这两位联手创造摩托罗拉中国王朝的非凡人物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正式从摩托罗拉退休。此后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两任总裁陈永正和时大鲲在位时间都不长，后者还被突然解除总裁职务。从2003年起，摩托罗拉的中国区又恢复到赖炳荣刚来中国时见到的事业部垂直管理架构，“总裁指挥不动下面事业部的人”。

　　“总部不重视中国市场，中国区每次裁员裁掉的都是市场推广人员，我记得好几次突然有老外飞过来宣布这边的某高层被解职。”李静说。流传在摩托罗拉内部的一则关于詹德的轶事是，某一年他来中国，会见国家领导人时居然打起了瞌睡。

　　一位前摩托罗拉中层告诉《商务周刊》，詹德在任期间，摩托罗拉基本没有向中国再大笔追加投资。他唏嘘不已：“赖炳荣当年3年100亿(美元投资)的辉煌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在摩托罗拉员工秦小刚看来，2006年底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时，董事会就应该让詹德下课。“但由于詹德比较善于忽悠华尔街，摩托罗拉的股价当时一直没怎么降，从2006年底到去年底，这一年多时间，他基本上什么也没干。”他说，“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稳定股价，董事会当然希望稳定股价，又多给了他一年。”

　　与全球市场格局类似，截至去年10月，诺基亚占有中国手机市场份额37.41%，排在次席的则是三星12.4%，摩托则从22.2%下降到12.2%，是市场份额下跌最快的品牌。“看着它江河日下，伤心啊！”今天赖炳荣的手机里传出的依然是“Hello，moto！”《商务周刊》采访的所有新老摩托罗拉人都有着相同的感伤和怀旧。

　　蔡国雄认为，摩托罗拉自救的最失败之处是试图要改变企业文化。“每个企业有自己的基因和文化，那是多少年积累下来的，重要的不是改变它，而是懂得怎样从文化出发推动业务。”他问到，“文化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怎么改？你能改中华文化吗？文化本身没有错，最笨的就是想要改变文化。”

　　在被问及“您认为谁现在有能力拯救摩托罗拉”时，1969年摩托刚启动国际化时便加入这家公司的桥牌大师蔡国雄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后他沉吟片刻，笑道，“有这个本事的人，老高尔文太老了，乔布斯不会来，我想只有闲着没事干的比尔·盖茨了，哈哈。”

　　记者手记

　　对比另一家在1990年代中期也曾身陷困境的公司——蓝色巨人IBM的重生之旅，《商务周刊》在采访中获得的观点认为，不断的抛弃陷入困境的资产，尤其是半导体、汽车电子、移动通信这类拥有核心技术的业务，而不是积极在一家整体企业内纾困扭亏，是摩托罗拉的一大败因。因为这类资产在进行裁员和成本压缩之后，正像飞思卡尔独立之后一样即使不赢利也不至于巨亏，可以充当整个公司的“减震器”，更重要的，它们往往具备支持企业各业务板块之间进行战略配合的技术可能性，是企业复兴的支点。正如郭士纳当年刚空降IBM时，如果不力排众议反对分拆亏损业务，今天IBM的IT服务战略将无从实现。

　　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公司的企业文化中，必然有其可挖的生命力，改革者要做的是因势利导，激浊扬清。新的外来者可以不懂这家公司的技术(郭士纳根本不懂IBM的技术)，但不能无视它对于企业的价值。如果强行颠覆一家公司的传统和基因，比如让一家工程师文化浓厚的公司转为一家营销导向的公司，势必会及丢失传统优势，又进入不了新的角色。

　　“你不能把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相提并论，它们虽然处于同一行业，但却玩的是不同的游戏。摩托是一家工程师文化的公司，它只会用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来获得发展，而诺基亚是一家高技术行业的消费品公司。”曾经在摩托罗拉工作过的锡恩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姜汝祥博士对《商务周刊》说。

　　如郭士纳所言，一名空降的领导者在扶大厦之将倾时，第一要务是赢利，而不是市场份额，或公司的股价。其次，改革者必须要有战略，他对企业所施行的手术必须要有指向和目标感。对比IBM和摩托罗拉的自救可以看出，郭士纳当年强调“客户至上”的服务导向，是一条既能整合IBM的技术与产品，又能打破内部藩篱、激活企业文化中良性一面的道路。“IBM当时也是腐朽了，整个公司的注意力都不在服务上，而’卖饼干‘的郭士纳来了之后，又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服务上，所以它才会涅。”赖炳荣说。

　　而詹德强调的市场导向则是一种肤浅的营销导向，旨在重夺市场份额第一的虚名，其中并无任何战略思想、长久的价值观和文化含量。所以他既没有改变摩托罗拉的产品功能对市场的敏感度不高等劣势，也没有做到他承诺的要把摩托实验室里成堆的技术真正推向市场。就像很多被采访的原摩托罗拉人所指责的那样——那四年，他除了讨华尔街欢心卖公司业务，什么(有益于提升摩托罗拉能力的)事情也没干。

　　而从2003年到2007年的这四年，已经足够让一家曾经辉煌的公司彻底没入泥潭了。

美国政府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贸易余额改善以及商业支出走强，美国第一季经济增长由原先初估的0.6%上修至0.9%，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并不是最初估计的那么疲软。同时，两名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警告称，为应对通胀压力，加息可能是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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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需求给美国经济撑腰 美联储再注资164亿美元 明确表示不再减息

虽然美国在就业、生产、销售和薪酬方面都有明显的大减，但是由于国外需求的支撑，美国企业凭借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依然在全球进行扩张，美元贬值也促使了商品出口的增加，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所依靠的支柱更加广泛。

国际贸易与企业支出比预期强劲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29日公布的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数据显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GDP折合成年率增长0.9%。高于一个月前首估的0.6%，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

GDP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消费支出（约为70%）第一季度增长1.0%，未作修正，不但增幅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2.3%，创下2001年美国上次经济衰退以来最小增幅，亦是各界忧心美国经济这次将步入衰退最大原因。

商务部指出，增长年率上修主要受惠于国际贸易与企业支出表现比原先预期强劲，首季贸易赤字年率新估为4802亿美元，写下2002年第三季以来新低，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有0.8个百分点，足足较原估的0.22个百分点多出逾三倍，首季企业支出减幅则由原估的2.5%上修至0.2%。

若非企业库存下修，首季增长年率将超过1%。商务部新估第一季企业库存减少144亿美元（年率），而非原估的增加18亿美元，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也由原估0.8个百分点下修为0.2个百分点。

楼市仍是拖累经济增长最大的元凶，首季美国住宅固定投资（房屋建筑）锐减25.5%，减幅虽较原估的26.7%为低，但仍高于去年末季的25.2%。

通胀指标方面，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较去年第四季上涨3.5%，与原估的相当，并高于前季的3.9%，扣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PCE物价指数季增率则由原估的2.2%下修为2.1%。

美联储再言加息 在美国公布经济数据以前，联邦储备局达拉斯储备银行总裁费舍尔预期，假如消费物价指数大幅上升，美联储便会加息。他表示，面对目前虚弱的经济情况，应该能够进行加息。

在早些时候，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特恩也曾经表示，美联储应当以适当和及时的方式采取行动。他对威斯康星州奥尔托纳的一个当地商业团体称：“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预估值的关键是我们适时的决定改变目前的政策。” 作为美联储中的鹰派人物，斯特恩要求对抑制通货膨胀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削减利率的决定中，斯特恩连续三次投下反对票。

费舍尔和斯特恩均为2008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拥有表决权的理事。除了他们外，美联储其它官员亦先后在本月表示过对于通胀的忧虑。

为了力抗信贷危机，美联储去年9月来已七度调降联邦资金利率共3.25厘。不过，美联储最新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纪录显示，忧心通货膨胀和预期政府退税与先前的减息措施有助经济在下半年回升的美联储官员可能倾向暂停减息。

目前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经过美联储的救市，有缓解的迹象。这点笔者要在本文中做一点分析。而这个缓解是基于全球货币更进一步地滥发，这个局面长期维持的话，其结果应该是全球性的超级大通胀。这个是美元末日理论的推论。笔者不知道这个推论会不会成为现实，但是鉴于理论本身就是逻辑上这么的推出来，所以只能把它发表出来。日后也许会得到验证。

次按危机引发什么金融危机
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32010
次级按揭危机就是因为美国房产价格泡沫破裂之后引起次级按揭还贷困难，造成由次级按揭构筑的债券链条断裂。这个债券链条断裂造成金融机构整个债券链条的破碎，机构之间无法使用手上的各种债券进行行业拆借。大家都无法相信同行手里的债券，只好自保。于是美国的金融市场趋于停滞，而一些金融机构面临业务萎缩，债券到期，于是频临倒闭。

所以有人把这个危机称为Credit Crash，就是信用体系崩溃。
http://www.cchere.net/article/1632010
美联储通常针对经济放缓的危机采取降息的对策。可是对于这个信用体系的停滞，降息没有作用。因为信用体系停摆的原因在于债券都几乎被认为都是垃圾了，所以利率再低也没人收这些债券作抵押。没有抵押，拿什么去获取贷款呢？所以实际上金融体系的危机出在抵押物缺失上。

于是美联储采取用国债债券换垃圾债券的办法，把金融机构手里的垃圾债券收来，给这些困难的周转不灵的金融机构以国债债券。这样这些机构就能够用国债债券去贷款。这样一些岌岌可危的金融机构，得以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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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盈利模式危机

尽管这样用国债抵押物换垃圾债券的办法，使得一些金融企业得以暂时脱困，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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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金融机构在次级按揭的资金链上采取不断打包的办法层层收取手续费，形成一连串的盈利点。而这些盈利点最终的实现依赖于房产的不断升值。房产价格下挫以来，这条资金链条的源头不再产生盈利，那么后面所有的盈利点都枯竭了。

而房产的盈利也是靠了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货币发行支撑起来的。归根结底，是一个资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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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盈利原点缩水之后，大量金融机构之间原先那种层层获利的模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美联储发放的国债债券使得它们获得了新的贷款，但是还贷还是要靠新的盈利模式才能实现。

什么盈利模式可以在经济萎缩的过程中帮助金融业度过时艰呢？可能就是在实物经济领域里动脑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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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领域的资金泡沫正在形成

如果说危机前后美国的货币发行有什么不同的话，笔者认为危机发生后货币发行更快更多了。利息降了，美联储注资，就是一种货币增发。每个星期几百个亿上千亿地注资。但是由于金融界互相拆借的机制停摆了，所以货币流动性下降的很厉害。但是流动性下降并不在物理上减少货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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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流动性开始恢复，那么过量发行的货币就需要回收。美联储会不会回收呢？这个要看经济反弹的幅度。如果反弹并不激烈，温吞水，那么美联储还是要继续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就目前来讲，美联储希望停止减息过程，但是否真正能够停下来，还要看美国经济在下一个季度的走势。如果经济低迷，美联储还有最后1%的余地可以再减息。这个1%是美联储留下的最后减息空间。笔者估计这个1%还是要在适当时机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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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样的理由，笔者认为美联储注资的手法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于是货币增发也不会停止。

一方面增发货币并且增加流动性，另一方面金融业拆借起不来各种创新服务的收入机会不再，那么这些资金就要在其他投资领域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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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经济情况看，实物领域是仅存不多的领域，大量资金将在实物领域投机以图获利。

所以金融危机的持续将导致实物领域的期货和现货价格持续高攀。这个现象不是人为可以去除的。关键在于这个过程要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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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持续时间较短的话，虽然期货领域的价格上涨很多，但是传导到现货，需要一定时间，而在现货市场保持高价需要更长的时间，最后还要看会不会激发工资领域的上涨。

如果最后导致工资领域上涨，普遍上涨，那么可以说整个价格体系就完成了一次重新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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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领域的上涨已经开始

这个领域是通胀的最关键领域。这将决定实物价格是不是可能回复原位的关键。如果物价上涨工资不上涨，那么一段时间后实物的需求大减，而价格逐渐下降。如果这个时候通胀因素渐渐消失，那么物价就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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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物价持续上涨，最后导致工资普遍上涨，那么到了一个阶段，工资就可以承受较高的物价，于是高物价就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回复。这个时候成本也因为工资上涨而提高，价格体系就此改变了。

实际上我们都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原来人民币的物价体系就是5分钱一根棒冰的体系，坐车就是一角钱的票价。经过不到10年的持续的价格和工资上涨循环，现在我们的价格体系已经完全变了。坐车是2元3元的体系了。物价不可能回到过去。而工资体系已经稳定在一个新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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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元的全球性泛滥，以及导致各种法币的滥发，整个世界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轮持久通胀的基础。美国的流动性不恢复则经济停滞，所以美国只有不断注资和采取措施恢复流动性。整个过程只有顺着货币增发-物价上涨-工资上涨这样一个循环前行。

　受美股隔夜上扬带动，本地股市昨日收高0.9％，连续第三日上扬。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耐久商品订单仅收缩0.5％，比预期来得小，暂时缓解了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忧虑。

　　费利社证券研究部主任纳吉（Najeeb Jarhom）对本地股市接下来是否能够维持涨势表示怀疑，指它只是在跟随环球及区域市场的走势。它接下来料将保持淡静，直到经济表现的初步指标与业绩报告于7月份发布。

　　海峡时报指数闭市报3160.78点，起28点。它全日的走势起伏不定，开市不久一度触及3166.25日内最高点，后又扭头回跌至3144.82日内最低点。

　　全日股价升比跌多，上升股292只，下跌股255只，没变动的有1058只。全场成交量维持在12亿1897万股，总值增至17亿7433万元。

　　指数股方面，海皇轮船劲扬20分至3.90元，为5月5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是海指昨日表现最好的成分股。摩根士丹利维持对它的“表现优于大市”评级，目标价定在4.80元，认为它将自强劲的运费率获益，表现也将比同行出色。

　　亚洲海峡资源猛涨44分至4.06元，为1月25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它的澳大利亚母公司海峡资源出售其约3.8％股份给机构投资者，预计让它的股东国际化。

　　吉宝企业升26分至12.18元，胜科海事起17分至4.60元。油价自前日的大跌回弹至每桶131美元以上水平。

　　达丰控股起3分至2.28元。它全年净利上扬14％，主要因为更高的销售价格及起重机出租业务更高的营收。瑞士信贷维持对它的“表现优于大市”评级，并将目标价自3.50元调高至3.65元。高盛则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定在2.80元。

受美国经济放缓或减少能源需求的忧虑影响，国际油价星期三下跌超过三美元，跌至接近每桶一百二十七美元。英国首相布朗28日警告，全球面临将决定这个时代祸福的石油“冲击”，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因应。

布朗在卫报撰文写道：“全球经济正面临近数十年来第三次重大石油冲击。现在他们了解，这项规模的全球性冲击需要全球的解决方案。”

布朗说：“不论他们有多希望状况并非如此，全球石油问题如果没有全面性国际策略，将无法轻易解决。”他并指出，在6月的欧洲联盟高峰会，以及7月的八大工业国领袖高峰会，这将成为“优先议题”。

布朗说：“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将决定他们这个时代的祸福。”

萨科齐吁停征附加税

面对这些抗议行动，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欧盟国家停止征收附加燃料税。他表示，法国自己会采取行动来抵销油价高涨的不良影响，但停征附加税应该是全欧洲一起行动。

萨科齐表示，法国可能用燃油税的收入成立一个基金，协助陷入困境的民众，包括渔民。基金三月一期，每期金额可能是一亿五千万到一亿七千万欧元（约十八点四至二十点八亿港元）。

目前，法国消费者必须缴付19.6%的燃油税。萨科齐警告，油价已经突破每桶130美元，“还会继续上涨”。他建议欧盟根据油价制定一个税收顶限，但表示不会单方面决定暂停或限制增值税。 法国财长拉加德并说，西方大国应该对产油国施压，要求他们增产以降低油价，并呼吁七国集团采取行动。

德国政府虽然拒绝反对党调降燃料税的呼吁，不过为了对汽车驾驶让步，总理默克尔已经延后原定对汽车税进行年度调整的措施。该税可能会对老旧汽车车主造成较大冲击。

欧洲委员会反对暂停征收欧洲燃油税。欧洲委员会发言人说：“那等于是说，我们可以提高燃油价格，再向欧洲人征税。这在原则上是个非常不好的资讯，我们不希望发出这样的资讯。”

全欧渔民酝酿大罢工

而全球不满高油价的怒火也在继续燃烧：欧洲渔民工会矢言将封锁港口等抗议行动升级，逼政府加强补贴援助；印尼亦有民众不满油价上涨与警察发生冲突；马来西亚甚至禁止外国车在境内加油。

在法国，镇暴员警驱散了聚集在马赛附近油库的罢工渔民。法国渔民已经连续三周罢工，抗议柴油涨价，很多人都拒绝政府的补贴。他们封锁渡轮港口，并阻止两辆运载挪威鲑鱼的卡车开往工厂。

参与罢工的法国渔民，在港口拉起粗大缆线，阻止同业出海捕鱼，并且封锁大西洋、地中海和英伦海峡附近的储油库和炼油厂，这项封港行动已经影响了英伦海峡和地中海的渔船作业，而当代表与法国政府会面协商时，渔民们还封锁储油库，并掠夺超市内鱼摊的鱼货。

英国首都伦敦二十七日则爆发当地规模最大的反高油价示威，有多达一千部货车参与，令市内交通陷于混乱。业界发言人库克表示，今年一月以来，他每周的燃料费增加超过三千镑，“每天涨，谁也受不了”。有货车司机说，这已不是危机，而是真正的灾难。

参与示威的拖车公司老板卡罗说，自去年10月开始，他公司的51辆拖车的燃油费共增加了4万3000英镑。“这简直已达离谱的地步。价格不断上涨，我们根本跟不上步伐。”

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马尔他四个地中海主要捕鱼国协会也在协商采取联合行动，西班牙渔民联盟已号召星期五在马德里集会，抗议燃料价猛涨。该国货车司机工会亦号召六月八日罢工，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处理高油价。

在意大利安科纳，一个由法国、意大利、葡萄牙与西班牙渔民组成的“地中海保安委员会”（Mediterranean Vigilance Committee），呼吁从28日起无限期罢工，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代表性如何。领导者西奥利说：“我们的要求还是没变，建立全欧统一标准的燃油价格，有效管理欧盟渔捞配额。”

东南亚多国政府多半实施油价补贴措施，但是油价高企威胁政府财政，马来西亚已决定减少油价补贴，并在三十日起禁止边境五十公里内的加油站，卖油给外国车辆，违者最少罚款相当于港币二十五万元。

据马来西亚政府评估，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今年国库的补贴成本将高达相当于港币一千亿元左右。巨额的财政成本使一向采取油价补贴政策的马来西亚，也受不了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开始实施必要的手段。

印尼爆发警民冲突

此外，印尼多个城市再次爆发示威，抗议政府决定调高燃油价格。雅加达警方和学生二十七日在印尼基督教大学校园外对峙。一些城市的示威活动演变成警民冲突，至少两名示威者被逮捕。

苏西洛并立即下令财政部长立即把原来的燃油补贴费汇至国民教育部账户，然后转交全国国立八十三所和二千七百多所私立大专院校，由校长负责分发。四十万名额大约等于现有大学生人数的一成。但政府这项措施立即遭到反对党及部分大学生反对，他们指现政府企图藉此安抚大学生，以平息大学生抗议油价的示威活动。

至目前为止，仍有多个城市大学生继续进行抗议调高油价的小规模示威，观察家认为，示威可能持续多时，因为明年大选日期已近，反对派乘机挑衅及攻击苏西洛政府。

苏西洛是在上周宣布将燃油价格调高28.7%的。不过，为了减少这一措施对贫困人口的冲击，政府已开始发放每月大约十美元的现金津贴给一千九百一十万个贫困家庭。这项补贴计划将在今年12月结束，不过，印尼财政部长慕燕妮说，政府会在明年拨出另外二十五亿美元分配给人民。